甘地傳記 P 11
甘地傳記
作者：布老虎
第11，共74。
甘地後來回憶：這個忠告對於他就像毒藥一樣苦，但是不得不吞下去。
這時的波爾班達早已受英國人管轄。英國人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他們的話就是法律，他們在這裡驕橫跋扈，為非作惡，已經習以為常。就連過去認得的英國人，一旦成了自己的統治者，也會一下子撕破偽裝，以一副統治者惡劣的嘴臉對待被統治者。自己的國土如今成了人家隨意踐踏的場所。
甘地意識到，在自己的祖國繼續執業的權利都沒有保障了。
他越想越氣憤。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官場黑暗，天下烏鴉。就連身為印度人的行政長官，也都不知天高地厚了，經常狗仗人勢，氣勢洶洶地對待着自己的同胞。何況那些目空一切的英國人。
自己是一名律師，但是卻沒有能力用自己的才能來維護法律的尊嚴、印度同胞的尊嚴，實在令人揪心。
正在這時，天賜良機，他接到一樁來自南非的案子。原來波爾班達一家商行在南非做生意，正在當地法院打官司，牽涉到4萬英鎊的得失。這件案子已經拖了很長時間，現在已請了最好的辯護士和律師，同時請了甘地前往協作。條件是商行負擔來回旅費，坐頭等艙的輪船。
時間要超過一年，付給105英鎊的報酬。
甘地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他指望在新的挑戰面前鍛鍊自己，展現自己的雄心壯志。
第四章
堅守尊嚴甘地動身去南非時，再沒有當年準備去英國留學那樣的坎坷和離別的痛苦。母親已經去世。在這裡自己的事業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光環。他本來就想尋找一個新的天地、新的契機來從零做起，南非有約，應該去碰碰運氣。
只是由於甘地與妻子的感情越來越深，這時又有了兩個孩子，他對這個家庭的眷戀之情使他多少有些依依不捨。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卻使這種離別之苦變得可以忍受。甘地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南非將有一個什麼樣的困境等待着他，他天真地認為擺脫了國內的出師不利，到了遠方就可以大展鴻圖了。
「不到一年，我們又會在一起了」，甘地這樣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開場合為他送行，只是在家裡與甘地吻別。
甘地趕到孟買，經過一番周折，買到了輪船大副房間裡空着的一個舖位，通常這個舖位是不出售的。
經過漫長的海上航行，甘地終於在1893年5月底到達南非納塔耳港。
船一靠攏碼頭，等着來接朋友的人都紛紛走上船來。從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甘地無意中發現這裡的人對印度人並不怎麼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賽先生也到碼頭來迎接甘地。應該說，阿布杜拉賽先生稱得上是富有的商人，也是有名望的人。
人們同樣是用一種藐視的目光和粗暴的態度對待他。這使甘地很難過。阿布杜拉賽先生卻似乎已經毫不在乎了。
商行對甘地也還算照顧。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單間，與阿布杜拉賽成為隔壁鄰居。
三天之後，阿布杜拉賽把他帶去看杜爾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紹了幾個人，並讓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邊。庭長望了他幾眼，示意他把頭巾摘下來。甘地認為庭長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斷然加以拒絶，並厭惡地瞟了一眼庭長，憤然離庭。
似乎命運不願意久等，在南非的鬥爭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濃煉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張的思想和實踐，也改變了甘地的命運。
當時南非也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在這裡種族歧視和偏見十分盛行。而早在30年前，英國政府就與印度政府達成協議，從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約勞工，來從事種植和採礦業。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開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轉為商人，與此同時印度國內的商人也開始趕來定居經商。
白人對他們的憎恨比對當地黑人更甚，他們害怕印度人勤勞節儉構成的威脅。由於印僑和勞工們的素質不一，加上信仰和種族關係又特別複雜，勞工們只知做苦工，商人們只知賺錢，似乎都在忍氣吞聲地求生存，對於白人的種族歧視和壓迫，缺乏有力、有節、有組織的鬥爭，所以英國人更是趾高氣揚，不把印度人放在眼裡。今天這裡來了一個甘地，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他與別人不一樣，他受過高等教育，留過學，懂法律，他知道什麼叫自由平等，什麼是天賦人權。
面對目前這樣嚴峻的情況，他不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責任與印僑一道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狀和強加給印度僑胞各種的偏見。
甘地以雄辯的文筆寫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裡發生的這件事，並從自由平等角度闡述了在法庭戴民族頭飾的風俗和權利。信中措詞對當局對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報社發表這封信後，如同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投到了表面沉靜的池水，產生了一層層漣漪，南非社會不免驚駭。
南非當局對此更感頭痛，將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來客」。印僑們內部意見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認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麼樣，頭巾風波使甘地名聲大振，彷彿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廣告」。
經過這次鬥爭，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間，一直戴着印度頭巾。不少印僑也開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從此，甘地逐步擴大交遊範圍，結識了許多各界朋友。這個時期，商行準備打官司。阿布杜拉賽決定請甘地代表他到德蘭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亞完成這項任務。阿布杜拉賽為甘地買了頭等火車票，讓他獨自前往。
在送別的時候，這位印僑商人提醒甘地說：「小心點，這裡不同於印度，隨時都可能遇到麻煩。上帝與你同在。」
這時的波爾班達早已受英國人管轄。英國人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他們的話就是法律，他們在這裡驕橫跋扈，為非作惡，已經習以為常。就連過去認得的英國人，一旦成了自己的統治者，也會一下子撕破偽裝，以一副統治者惡劣的嘴臉對待被統治者。自己的國土如今成了人家隨意踐踏的場所。
甘地意識到，在自己的祖國繼續執業的權利都沒有保障了。
他越想越氣憤。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官場黑暗，天下烏鴉。就連身為印度人的行政長官，也都不知天高地厚了，經常狗仗人勢，氣勢洶洶地對待着自己的同胞。何況那些目空一切的英國人。
正在這時，天賜良機，他接到一樁來自南非的案子。原來波爾班達一家商行在南非做生意，正在當地法院打官司，牽涉到4萬英鎊的得失。這件案子已經拖了很長時間，現在已請了最好的辯護士和律師，同時請了甘地前往協作。條件是商行負擔來回旅費，坐頭等艙的輪船。
時間要超過一年，付給105英鎊的報酬。
甘地欣然接受了這一邀請。他指望在新的挑戰面前鍛鍊自己，展現自己的雄心壯志。
第四章
堅守尊嚴甘地動身去南非時，再沒有當年準備去英國留學那樣的坎坷和離別的痛苦。母親已經去世。在這裡自己的事業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光環。他本來就想尋找一個新的天地、新的契機來從零做起，南非有約，應該去碰碰運氣。
「不到一年，我們又會在一起了」，甘地這樣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開場合為他送行，只是在家裡與甘地吻別。
甘地趕到孟買，經過一番周折，買到了輪船大副房間裡空着的一個舖位，通常這個舖位是不出售的。
經過漫長的海上航行，甘地終於在1893年5月底到達南非納塔耳港。
船一靠攏碼頭，等着來接朋友的人都紛紛走上船來。從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甘地無意中發現這裡的人對印度人並不怎麼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賽先生也到碼頭來迎接甘地。應該說，阿布杜拉賽先生稱得上是富有的商人，也是有名望的人。
人們同樣是用一種藐視的目光和粗暴的態度對待他。這使甘地很難過。阿布杜拉賽先生卻似乎已經毫不在乎了。
商行對甘地也還算照顧。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單間，與阿布杜拉賽成為隔壁鄰居。
三天之後，阿布杜拉賽把他帶去看杜爾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紹了幾個人，並讓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邊。庭長望了他幾眼，示意他把頭巾摘下來。甘地認為庭長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斷然加以拒絶，並厭惡地瞟了一眼庭長，憤然離庭。
似乎命運不願意久等，在南非的鬥爭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濃煉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張的思想和實踐，也改變了甘地的命運。
當時南非也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在這裡種族歧視和偏見十分盛行。而早在30年前，英國政府就與印度政府達成協議，從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約勞工，來從事種植和採礦業。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開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轉為商人，與此同時印度國內的商人也開始趕來定居經商。
白人對他們的憎恨比對當地黑人更甚，他們害怕印度人勤勞節儉構成的威脅。由於印僑和勞工們的素質不一，加上信仰和種族關係又特別複雜，勞工們只知做苦工，商人們只知賺錢，似乎都在忍氣吞聲地求生存，對於白人的種族歧視和壓迫，缺乏有力、有節、有組織的鬥爭，所以英國人更是趾高氣揚，不把印度人放在眼裡。今天這裡來了一個甘地，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他與別人不一樣，他受過高等教育，留過學，懂法律，他知道什麼叫自由平等，什麼是天賦人權。
面對目前這樣嚴峻的情況，他不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責任與印僑一道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狀和強加給印度僑胞各種的偏見。
甘地以雄辯的文筆寫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裡發生的這件事，並從自由平等角度闡述了在法庭戴民族頭飾的風俗和權利。信中措詞對當局對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報社發表這封信後，如同一塊不大不小的石頭投到了表面沉靜的池水，產生了一層層漣漪，南非社會不免驚駭。
南非當局對此更感頭痛，將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來客」。印僑們內部意見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認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麼樣，頭巾風波使甘地名聲大振，彷彿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廣告」。
經過這次鬥爭，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間，一直戴着印度頭巾。不少印僑也開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從此，甘地逐步擴大交遊範圍，結識了許多各界朋友。這個時期，商行準備打官司。阿布杜拉賽決定請甘地代表他到德蘭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亞完成這項任務。阿布杜拉賽為甘地買了頭等火車票，讓他獨自前往。
在送別的時候，這位印僑商人提醒甘地說：「小心點，這裡不同於印度，隨時都可能遇到麻煩。上帝與你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