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 P 49
達爾文傳
作者：布老虎
第49，共59。
正如華萊士自己所講述的那樣，1858年1月25日，他到達了安波那島以北的一個小島——特爾納特島。在這裡，他患了嚴重的瘧疾，瘧疾發作時，他無法工作，他考慮了各種問題，特別是他早已從事的物種起源問題。他此時想起了他在12年前讀過的馬爾薩斯的著作和馬爾薩斯這樣的想法，不幸、饑餓、疾病和戰爭妨礙着人的繁殖；他把這種解釋用於動物。於是就明白了，動物中適應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適應性不好的就要絶滅。
他立刻感到，這種想法解決了物種起源問題和生物的適應問題。他把這種解釋同拉馬克和《創造的痕跡》的解釋加以比較之後，看到他的這種解釋比其他那些解釋更合乎情理。當天晚上，瘧疾發作以後，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寫了出來，他還把它謄寫了兩個晚上，從而得到了《論變種無限地離開其原始模式的傾向》這篇論文。華萊士把它寄給達爾文，希望把「生存鬥爭」原則用於物種起源問題，這對達爾文和他本人來說，都是新鮮事。
毫無疑問，達爾文在他所有的信中，無論對於生存鬥爭原則，還是對於最適者保存下來的原則，都隻字未提。而華萊士是在脫離達爾文的情況下獨立得出這些原則的。但是，生存鬥爭原則在生物學著作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德坎多爾、賴爾和其他人都談到過它。物種自然絶滅也是賴爾創立的。
可是，重要的是把這個原則運用於新物種的形成。
只有相信在變種和物種間沒有原則性差別，變種能夠變成物種，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關於這一點，華萊士在第一篇論文中隻字未提。而達爾文給予華萊士的正是這一思想，華萊士在給貝茲的信中提到的達爾文那封信裡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華萊士在第一篇論文裡論述的只是物種，而在第二篇論文裡，就明確地論述到能夠轉變成更高級的個體的變種，從這一點來看就十分清楚。
這種思想對我們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們認為，不願接受進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普遍相信物種只是在一定的狹小的範圍內才發生變異。可見，一般認為自然選擇的思想是華萊士完全脫離達爾文獨立得出來的，這種看法必須在某種限度內說，因為關於物種和變種之間沒有原則性差別的思想，則是達爾文提供給華萊士的。
但是，華萊士的思想同達爾文的思想的兩相吻合當然令人驚訝。達爾文對此感到十分吃驚的心情可以從他給賴爾的信裡看出來。
我親愛的賴爾：……您的那些威嚇的話語——別人會搶在我的前頭——已經得到證實。當我很簡略地向您解釋我們的自然選擇和它依存於生存鬥爭這一觀點的時候，您曾說過這句話。我從未看到過比這更為驚人的巧合了：即使華萊士手中有過我在1842年寫出的那個草稿，他也不會寫出一個較此更好的簡明的摘要來。甚至他用的那些術語都可以成為我那些章節的標題。
請把草稿還給我，因為他沒有請我發表，當然我要寫信給他，建議他把草稿寄給任何一家雜誌去發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內容怎樣，將被毀掉，雖然我的書如果將來某個時候能有一點兒價值的話，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的，因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這一理論的應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贊成華萊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訴他您對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麼巧合，卻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好像是達爾文自己在很久以後致賴爾的信中指出來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達爾文從家養動物的人工選擇中得出自己的觀點，並把選擇的原則用到自然界。而華萊士所寫的論文，則從斷定在家養狀況下得到的變種或多或少是不穩定的，並且是自然地經常地表現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種的正常形態這一點開始的。在毫無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這種論點後，華萊士竭力表明，這種論點不能應用於自然界中的野生動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鬥爭的作用。
他舉出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生物的數量與其說取決於它們的繁殖力強弱和兇猛的禽獸的多少，不如說取決於一個地方在固定狀態下能保證維持這一或那一生物的個體數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證明，這樣的變種不可能回到原來的那種狀態，因為原來的狀態不可能完全經受住或不可能經受住同變種的競爭。他斷言，這樣的競爭可以在各種相近的物種之間進行。他沒有看到這種變異的界限。
最後，他斷言，可以出現幾個變種，其中有些變種可以成為性狀分歧的開端。
至于說到家養動物，那麼華萊士認為，它們所出現的一切變異保存下來的可能性是一樣的，因為動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養動物野化了，它就會絶滅。「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賽馬和能拉重物但行動笨拙的馬就是在野生條件下也同樣是毫無用處的。如把這樣的馬放到潘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顧的話，那麼它們很快就會絶滅，或者在有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再發揮使用它們特有的品質，這些品質就會失去，經過幾代以後，它們就會返回到通常的類型上去，即這種動物的各種不同能力在更好地獲取食物方面是處于彼此完全勢均力敵的狀態。”
我強調指出的這一論點，正像從《物種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樣，達爾文是絶對不同意的，特別是在這種類型裡。例如，大家都知道這種情況：野生動物在自由狀態中不是絶滅了，而是增多了，華萊士得出的結論說：“可見，從對家養動物的變種觀察中，絶不能得出任何有關在野生狀態下的動物變種的結論。」
他立刻感到，這種想法解決了物種起源問題和生物的適應問題。他把這種解釋同拉馬克和《創造的痕跡》的解釋加以比較之後，看到他的這種解釋比其他那些解釋更合乎情理。當天晚上，瘧疾發作以後，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寫了出來，他還把它謄寫了兩個晚上，從而得到了《論變種無限地離開其原始模式的傾向》這篇論文。華萊士把它寄給達爾文，希望把「生存鬥爭」原則用於物種起源問題，這對達爾文和他本人來說，都是新鮮事。
毫無疑問，達爾文在他所有的信中，無論對於生存鬥爭原則，還是對於最適者保存下來的原則，都隻字未提。而華萊士是在脫離達爾文的情況下獨立得出這些原則的。但是，生存鬥爭原則在生物學著作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德坎多爾、賴爾和其他人都談到過它。物種自然絶滅也是賴爾創立的。
可是，重要的是把這個原則運用於新物種的形成。
這種思想對我們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們認為，不願接受進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普遍相信物種只是在一定的狹小的範圍內才發生變異。可見，一般認為自然選擇的思想是華萊士完全脫離達爾文獨立得出來的，這種看法必須在某種限度內說，因為關於物種和變種之間沒有原則性差別的思想，則是達爾文提供給華萊士的。
我親愛的賴爾：……您的那些威嚇的話語——別人會搶在我的前頭——已經得到證實。當我很簡略地向您解釋我們的自然選擇和它依存於生存鬥爭這一觀點的時候，您曾說過這句話。我從未看到過比這更為驚人的巧合了：即使華萊士手中有過我在1842年寫出的那個草稿，他也不會寫出一個較此更好的簡明的摘要來。甚至他用的那些術語都可以成為我那些章節的標題。
請把草稿還給我，因為他沒有請我發表，當然我要寫信給他，建議他把草稿寄給任何一家雜誌去發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內容怎樣，將被毀掉，雖然我的書如果將來某個時候能有一點兒價值的話，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的，因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這一理論的應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贊成華萊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訴他您對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麼巧合，卻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好像是達爾文自己在很久以後致賴爾的信中指出來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達爾文從家養動物的人工選擇中得出自己的觀點，並把選擇的原則用到自然界。而華萊士所寫的論文，則從斷定在家養狀況下得到的變種或多或少是不穩定的，並且是自然地經常地表現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種的正常形態這一點開始的。在毫無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這種論點後，華萊士竭力表明，這種論點不能應用於自然界中的野生動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鬥爭的作用。
他舉出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說明生物的數量與其說取決於它們的繁殖力強弱和兇猛的禽獸的多少，不如說取決於一個地方在固定狀態下能保證維持這一或那一生物的個體數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證明，這樣的變種不可能回到原來的那種狀態，因為原來的狀態不可能完全經受住或不可能經受住同變種的競爭。他斷言，這樣的競爭可以在各種相近的物種之間進行。他沒有看到這種變異的界限。
最後，他斷言，可以出現幾個變種，其中有些變種可以成為性狀分歧的開端。
至于說到家養動物，那麼華萊士認為，它們所出現的一切變異保存下來的可能性是一樣的，因為動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養動物野化了，它就會絶滅。「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賽馬和能拉重物但行動笨拙的馬就是在野生條件下也同樣是毫無用處的。如把這樣的馬放到潘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顧的話，那麼它們很快就會絶滅，或者在有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再發揮使用它們特有的品質，這些品質就會失去，經過幾代以後，它們就會返回到通常的類型上去，即這種動物的各種不同能力在更好地獲取食物方面是處于彼此完全勢均力敵的狀態。”
我強調指出的這一論點，正像從《物種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樣，達爾文是絶對不同意的，特別是在這種類型裡。例如，大家都知道這種情況：野生動物在自由狀態中不是絶滅了，而是增多了，華萊士得出的結論說：“可見，從對家養動物的變種觀察中，絶不能得出任何有關在野生狀態下的動物變種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