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3，共298。
然而我們決不能忽視那些更難以把握的歷史潛流，它們也是一種決定中國形態的動力。確實，在清朝這樣一種不允許有任何合法反對派政治團體存在的專制制度中，秘密活動不時地對歷史的開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有許多漢人加入了滿清政府或預設了清廷的統治，但有很多人卻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個異族王朝的鐵定事實，持續地激發了漢人以秘密會社活動、民族或種族起義，以及革命等方式進行反抗。
最初，反清情緒伴隨着一種恢復前明王朝的渴望
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運動、鄭成功及兒子在台灣的抵抗和三藩之亂都表明了這一點。當這些運動相繼失敗後，「反清復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諸如天地會和白蓮教等秘密會社中間得到流傳滋長，並伺機而動。當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鬆懈之際，1796年便爆發了白蓮教起義，並持續到1804年，這決非偶然的巧合。
在白蓮教起義平息後，民族或種族反抗再次歸於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國時期才又一次復興。不過太平軍只保存了上述口號中的「反清」部分，卻拋棄了恢復明朝的思想，因為他們要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1864年太平軍失敗後，民族或種族革命再度轉為秘密會社的活動，並激發了孫中山等一批後來革命家的鬥志。到孫中山一輩投身革命之時，革命抱負已大大擴展，包括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復仇意識。
隨着1912年滿清王朝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標已達到了，於是民族主義革命轉向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歐洲殖民列強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五十年代後期起則是俄國
應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樣強烈地憎恨俄國。
由此看到，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它時而浮現到表面，時而轉入地下。這種動力經久持續，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帶點誇張地評價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6
第三種動力是在新的天地裡尋求一條求生之道，這個新天地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強加到中國頭上的。諷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它地方顯得極有創造力且生機勃勃，但在與中國的直接對抗時，卻表現出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它加速了舊秩序的瓦解，卻沒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在舊秩序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秩序的艱巨任務。中國人背負着傳統的重負，對西方世界的本質又一無所知，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條適應時代巨變的生存之路。
著名政治家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餘年未有之變局」。7中國人面臨着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予採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艱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庶的中華上國毋需借鑒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敗、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之後，一些較具的瞻的清廷大員8意識到西方的挑戰乃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發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館，並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業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
這場持續了約三十五年的運動，是一種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採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
如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
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沒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侷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啟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後期階段，維新分子也並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于一體的混合政體。
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結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下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持，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着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孫中山的事業，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治的王朝。
最初，反清情緒伴隨着一種恢復前明王朝的渴望
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運動、鄭成功及兒子在台灣的抵抗和三藩之亂都表明了這一點。當這些運動相繼失敗後，「反清復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諸如天地會和白蓮教等秘密會社中間得到流傳滋長，並伺機而動。當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鬆懈之際，1796年便爆發了白蓮教起義，並持續到1804年，這決非偶然的巧合。
在白蓮教起義平息後，民族或種族反抗再次歸於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國時期才又一次復興。不過太平軍只保存了上述口號中的「反清」部分，卻拋棄了恢復明朝的思想，因為他們要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王國。1864年太平軍失敗後，民族或種族革命再度轉為秘密會社的活動，並激發了孫中山等一批後來革命家的鬥志。到孫中山一輩投身革命之時，革命抱負已大大擴展，包括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復仇意識。
應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樣強烈地憎恨俄國。
由此看到，在整個近代中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反對外來因素的民族或種族抗爭，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歷史主題，它時而浮現到表面，時而轉入地下。這種動力經久持續，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帶點誇張地評價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被視為一部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6
著名政治家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餘年未有之變局」。7中國人面臨着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予採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艱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庶的中華上國毋需借鑒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敗、英法聯軍佔領北京之後，一些較具的瞻的清廷大員8意識到西方的挑戰乃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在六十年代初發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館，並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業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
這場持續了約三十五年的運動，是一種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採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
如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
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沒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侷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啟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後期階段，維新分子也並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于一體的混合政體。
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結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下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持，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着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後，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孫中山的事業，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治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