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18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18，共298。
2.2國家收支除地丁稅外，國家還有其它一些較小的收入。一種為火耗，即熔鑄銀子時允許的損耗，它最初由知縣非法地徵收，因屢禁不止，雍正帝便決定火耗歸公。火耗銀的稅率在正規稅(即地稅)的4%或5%到20%之間。在乾隆朝，政府每年從此項稅源中獲利約450萬兩。
十八世紀末國家的總收入可概括如下：151、地丁銀約30,000,000兩5、關稅4,000,000兩2、火耗4,600,000兩6、租課260,000兩3、漕項2,000,000兩7、茶課70,000兩4、鹽課7,500,000兩8、漕糧4,000,000石
根據這些資料，國家的總收入應是4,800萬兩和400萬石漕糧左右，但由於750萬兩的鹽課往往只能收足50%到60%，因此實際收入在4,300萬或4,400萬兩左右。
對照這筆收入，最大的支出是軍費開支和官員的薪俸。滿洲旗兵和漢軍綠營兵總數分別超過20萬和60萬，耗費約2,000萬兩的開支。
下列選擇性的圖表顯示了每年貴族津貼和官員薪俸的標準。16爵位官銜歲俸銀(兩)椽米(石)親王l0,0005,000一等公700350一等侯610305一等伯540255一等於410205一等男310155正從二品文官18090正從二品文官15577.5正從三品文官13065正從四品文官10552.5正從五品文官8040正從六品文官6030正從七品文官4522.5正從八品文官4020正九品文官33.11416.557從九品文官31.515.57
從上表可以看到文官的薪俸確實非常微薄。正一品大學士每年只獲180兩，而官銜為正二品的總督只獲155兩。為補貼如此低微的薪俸，政府又向官員們支付委婉地稱作「養廉費」17的錢財，數目往往是正規薪金的100倍。
一個領取155兩正常歲俸的總督得到13,000到20,000兩的「養廉費」；此外他還獲得一些「公費」。文武百官的「養廉費」總額高達一年400萬兩之多，而「公費」也達25萬兩。
176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約略的經費開支表列如下：中央經費：地方經費1、王公百官俸930,0001、兵餉15，000，0002、兵餉6,000,0002、官員俸薪1，000，0003、盛京熱河之官兵俸餉1,400,0003、「養廉銀」4，220，0004、外藩王公俸銀120,0004、「公費」200，0005、京官公費飯食銀110,0005、修繕4，000，0006、內閣等處飯銀18,0006、各種雜費驛站、賞賜等1，400，0007、吏部理部養廉費15,0008、外藩蒙古朝鮮入貢賞銀10,000總計25，820，0009、各種雜費900,000總計9,503,000
中央政府的總開支將近950萬兩，地方政府的開支約為2,580萬兩，總計3,500萬兩，與此相對的收入則是4,300或4,400萬兩。乾隆朝時期政府每年盈餘為800或900萬兩。18
2.3人口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土地和人口不能分而論之：地丁稅的合一即是對這一事實的承認。在清朝早期，每隔三年或五年裡甲長就對16至60歲之間的丁男作一次調查；各省布政使正是依據他們的調查編造「黃冊」。為了逃稅，人們往往設法躲避調查，以免列名黃冊。丁賦實際上包括了一些轉化為貨幣支付的強迫性勞役，在一些地方以錢代役的額度可高達一年8兩或9兩。
1712年，康熙帝稱他巡幸各地時發覺，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各省署衙因擔心稅額增加，也不將人丁數目盡行開報。康熙1712年的那份將丁稅稅額固定在該年人丁數日之上的上諭，多少減輕了民眾對丁籍編查的擔憂，但規避稽查的習慣仍是根深蒂固的。隨着乾隆時期攤丁入地法的不斷強化，「黃冊」越來越變得多餘了。
另一方面，保甲稽查的重要性則越來越大。但直到乾隆朝(1736-1795年)為止，人口的增長率並不明顯。下表大致顯示了不同年份的人口數：191660年19,088,000丁1753年183,678,259丁1700年20,411,000丁1779年275,042,916丁1730年25,480,080丁1800年295,273,311丁1741年(依據保甲調查首次查出143,411,559口)1812年355,540,258丁1850年429,913,034丁
由上表可見，清代早期從1660年到1730年之間，人口的統計數字只是稍有增加，但當1741年稽查以保甲數目為依據時，統計資料便猛增了；隨後便是穩步增長。事實上，1660-1730年間的資料既不表示總人口，也不表示戶數或丁男數，而更應被看作「納稅單位」或「丁」的數字，它是轉化成貨幣支付的強迫性勞役之參數。201741年及以後的資料則是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口」數。
1741年以後人口數據的穩步增長，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解釋，儘管那些資料本身也不一定完全確實。其因素之一是推行攤丁入地法，以後稅收的依據是田地而非人丁，由此便大大消除了民眾以後有對具報實際人口數的擔憂。另一個可能說明此現象的原因，是乾隆皇帝天生好大喜功，喜歡用人口增加來證明大清王朝統治的繁榮昌盛；他一再警告地方官不得隱匿實際稽查的資料。以往不在稽查之列的婦女、老人、孩童、奴僕和細民，現在都包括在內了，由此便出現了1741年人丁數的驟增。
中國的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傾向于認為，1741年以後的稽查資料是具報不足而非虛報；因為一大部分鄉紳對於被迫披露家庭規模懷有冥頑不靈的牴觸情緒，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地隱瞞實情。一位現代人口學家認為，1741年到1775年間人口稽查中隱匿不報的數量，可能高達總數的20%。21
十八世紀末國家的總收入可概括如下：151、地丁銀約30,000,000兩5、關稅4,000,000兩2、火耗4,600,000兩6、租課260,000兩3、漕項2,000,000兩7、茶課70,000兩4、鹽課7,500,000兩8、漕糧4,000,000石
根據這些資料，國家的總收入應是4,800萬兩和400萬石漕糧左右，但由於750萬兩的鹽課往往只能收足50%到60%，因此實際收入在4,300萬或4,400萬兩左右。
對照這筆收入，最大的支出是軍費開支和官員的薪俸。滿洲旗兵和漢軍綠營兵總數分別超過20萬和60萬，耗費約2,000萬兩的開支。
從上表可以看到文官的薪俸確實非常微薄。正一品大學士每年只獲180兩，而官銜為正二品的總督只獲155兩。為補貼如此低微的薪俸，政府又向官員們支付委婉地稱作「養廉費」17的錢財，數目往往是正規薪金的100倍。
176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約略的經費開支表列如下：中央經費：地方經費1、王公百官俸930,0001、兵餉15，000，0002、兵餉6,000,0002、官員俸薪1，000，0003、盛京熱河之官兵俸餉1,400,0003、「養廉銀」4，220，0004、外藩王公俸銀120,0004、「公費」200，0005、京官公費飯食銀110,0005、修繕4，000，0006、內閣等處飯銀18,0006、各種雜費驛站、賞賜等1，400，0007、吏部理部養廉費15,0008、外藩蒙古朝鮮入貢賞銀10,000總計25，820，0009、各種雜費900,000總計9,503,000
中央政府的總開支將近950萬兩，地方政府的開支約為2,580萬兩，總計3,500萬兩，與此相對的收入則是4,300或4,400萬兩。乾隆朝時期政府每年盈餘為800或900萬兩。18
2.3人口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土地和人口不能分而論之：地丁稅的合一即是對這一事實的承認。在清朝早期，每隔三年或五年裡甲長就對16至60歲之間的丁男作一次調查；各省布政使正是依據他們的調查編造「黃冊」。為了逃稅，人們往往設法躲避調查，以免列名黃冊。丁賦實際上包括了一些轉化為貨幣支付的強迫性勞役，在一些地方以錢代役的額度可高達一年8兩或9兩。
1712年，康熙帝稱他巡幸各地時發覺，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各省署衙因擔心稅額增加，也不將人丁數目盡行開報。康熙1712年的那份將丁稅稅額固定在該年人丁數日之上的上諭，多少減輕了民眾對丁籍編查的擔憂，但規避稽查的習慣仍是根深蒂固的。隨着乾隆時期攤丁入地法的不斷強化，「黃冊」越來越變得多餘了。
另一方面，保甲稽查的重要性則越來越大。但直到乾隆朝(1736-1795年)為止，人口的增長率並不明顯。下表大致顯示了不同年份的人口數：191660年19,088,000丁1753年183,678,259丁1700年20,411,000丁1779年275,042,916丁1730年25,480,080丁1800年295,273,311丁1741年(依據保甲調查首次查出143,411,559口)1812年355,540,258丁1850年429,913,034丁
由上表可見，清代早期從1660年到1730年之間，人口的統計數字只是稍有增加，但當1741年稽查以保甲數目為依據時，統計資料便猛增了；隨後便是穩步增長。事實上，1660-1730年間的資料既不表示總人口，也不表示戶數或丁男數，而更應被看作「納稅單位」或「丁」的數字，它是轉化成貨幣支付的強迫性勞役之參數。201741年及以後的資料則是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口」數。
1741年以後人口數據的穩步增長，可以從幾個方面得到解釋，儘管那些資料本身也不一定完全確實。其因素之一是推行攤丁入地法，以後稅收的依據是田地而非人丁，由此便大大消除了民眾以後有對具報實際人口數的擔憂。另一個可能說明此現象的原因，是乾隆皇帝天生好大喜功，喜歡用人口增加來證明大清王朝統治的繁榮昌盛；他一再警告地方官不得隱匿實際稽查的資料。以往不在稽查之列的婦女、老人、孩童、奴僕和細民，現在都包括在內了，由此便出現了1741年人丁數的驟增。
中國的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傾向于認為，1741年以後的稽查資料是具報不足而非虛報；因為一大部分鄉紳對於被迫披露家庭規模懷有冥頑不靈的牴觸情緒，他們總是想方設法地隱瞞實情。一位現代人口學家認為，1741年到1775年間人口稽查中隱匿不報的數量，可能高達總數的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