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36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36，共298。
採取大的決策不是行政官員職權範圍內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權，所以國家能夠繁榮完全依賴于皇帝的能力高下。這樣一種高度的集權，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輩足智多謀的君主統治下尚能運轉良好，但一當最高首腦踟躇徘徊時，這艘國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後，清朝不再有偉大的皇帝。
1.2腐敗普遍乾隆朝的最後二十年是非常腐敗的，我們在第二章 中已談到了那位禦前侍衛和坤青雲直上，此人侵吞國家財產幾達二十五年之久，積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8億兩巨額財富(約合15億美元)，據稱比國家二十年實際總收入的一半還多。他的家產清單上登記了一些饒有趣味的項目：金碗碟4,288件、銀唾盂600個、金面盆119個、黃金580萬兩、當鋪75座本銀3,000萬兩、銀號42座本銀4,000萬兩、田地80萬畝估銀800萬兩。4當嘉慶皇帝于1799年將他處決時，民間有「和珅跌到，嘉慶吃飽」之諺。5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和珅乃是普遍腐敗現象的一個鮮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敗現象的根源，腐敗現象甚至在他扶搖直上之前就已經很明顯。但無論如何，和坤加劇了這種現象，而且他的惡劣影響還繼續肆虐。文武百官中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和非法聚斂的情形成為司空見慣之事，几乎是無處不有。京官公開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後者則再從下屬那裡索取錢財。
這些官員過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許多人的豪華府第擁有家奴、家丁和轎伕，豢養一幫常住的清客，並接濟自己的窮親戚。他們的低薪俸無法承擔符合他們身分的開銷
一品大員每年180兩，九品小官每年33兩
除非靠賄賂來貼補其薪俸。即使是賜予其薪俸50到100倍的「養廉費」也不能杜絶「壓榨」行為，那些行為實際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徵收地丁稅時，每個地方都有一定的額度，超過這一額度的所有錢糧便被地方官據為已有。
徵收的稅收幾倍于額度的情形並非罕見之事。非法所征的負擔主要落到了農民的身上，在收稅人和地方士紳的催逼下，他們往往不得不交納比核定稅額多出50%到80%的現銀和高達250%的賦糧。一名只徵收10%附加稅的官員會被認為是清官，這是沒什麼奇怪的。通常有這樣的估計：「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
1.3滿人和旗人墮落因為要符合作為征服者的身分，滿族人無論其門第或社會地位如何，都是不准經商或務農的。他們僱用漢人耕種田地，從佃戶那裡獲取地租收入。悠閒和寄生的生活培養了懶惰和放縱的習性。曾經是清朝開國時滿清軍隊骨幹的旗人獲得三倍于漢族兵丁的餉銀，他們的特權地位及其必然的養尊處優，令到原有的尚武氣質出現了驚人的退化，到雍正朝時期(1723-1735年)，他們已退化到不再能上陣打仗的地步了。
他們不去習武，而是做一些賭博、聽戲和鬥雞的放蕩勾當，附帶放一些高利貸和開典當營生。他們不僅不能履行保衛王朝的職責，甚至還成了社會的寄生蟲，而且是數量極多的寄生蟲：滿軍旗、蒙古軍旗和漢軍旗的旗人連同他們的家眷人數大約有150萬。
軍隊中的腐敗也駭人聽聞，據說是乾隆帝私生子的滿族將領福安康，故意拖延對金川叛匪的征討，以便增加侵吞軍費的機會。漢軍綠營兵中的腐敗也很嚴重，用於鎮壓白蓮致起義(1796-1804年)的軍餉大部分落入了統兵將佐的私囊。這場曠日持久和征討規模宏大的戰事，正是軍隊腐敗盛行和無能的見證。
1.4財政窘迫清初的統治者曾為帝國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康熙給後人留下了800萬兩，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然而乾隆在位時，追求奢華的鋪張浪費傾向已開始了。乾隆的「十全武功」耗費了國家1.2億兩，而嘉慶對白蓮教和其它秘密會社長達九年的征討則花費了2億兩。這些毫無節制的軍事開支，加上官場中的賄賂腐敗，耗乾了國庫，導致銀價持續上漲。
乾隆朝(1736-1795年)初年1兩銀值700文(銅錢)，嘉慶朝(1796-1820年)時期則漲到了1,300或1,400文。到1800年，清帝國的經濟基礎已被嚴重損壞了。
1.5人口壓力清代人口的增長遠遠快于耕地的增長，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166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在1億到1.5億之間，到1800年上升到了3億。可耕地卻沒有相應地增長。1661年時全國有5.49億畝耕地，1812年時仍只有7.91億畝。
因此耕地的增長不到50%，而人口的增長卻超過了100%。背井離鄉者、窮人和失業者經常淪為盜匪，或加入到作亂的行列。
1.6士人失責受頻繁的文字獄之威脅，學者們避開了政治而試圖在古書堆中尋求庇護，造成學問與現實脫節。他們自誇為學問而學問，不再追求經世致用；經科舉登第為官的人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受訓練。許多官員都是軟弱之輩，並不希望做治國能臣。1799年，翰林院二品編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陳士大夫道德淪落，他列舉一些尚書侍郎等高官向軍機大臣和大學士磕頭邀寵；一些士子為同樣目的結交顯貴的仆役；還有一些官員為獲得皇帝的關注竟恬不知恥地賄賂宮中的隨從和侍衛。
知識分子的道德淪落到了這樣一種程度，無疑意味着他們已經忘記了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也忘卻了學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失去了真正的領袖，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官場中普遍的道德淪落至少部分源於這種知識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這些徵兆
行政的無能、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普遍的腐敗、軍隊戰鬥力的衰退、人口增長的壓力和國庫的空虛
1.2腐敗普遍乾隆朝的最後二十年是非常腐敗的，我們在第二章 中已談到了那位禦前侍衛和坤青雲直上，此人侵吞國家財產幾達二十五年之久，積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8億兩巨額財富(約合15億美元)，據稱比國家二十年實際總收入的一半還多。他的家產清單上登記了一些饒有趣味的項目：金碗碟4,288件、銀唾盂600個、金面盆119個、黃金580萬兩、當鋪75座本銀3,000萬兩、銀號42座本銀4,000萬兩、田地80萬畝估銀800萬兩。4當嘉慶皇帝于1799年將他處決時，民間有「和珅跌到，嘉慶吃飽」之諺。5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和珅乃是普遍腐敗現象的一個鮮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敗現象的根源，腐敗現象甚至在他扶搖直上之前就已經很明顯。但無論如何，和坤加劇了這種現象，而且他的惡劣影響還繼續肆虐。文武百官中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和非法聚斂的情形成為司空見慣之事，几乎是無處不有。京官公開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後者則再從下屬那裡索取錢財。
這些官員過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許多人的豪華府第擁有家奴、家丁和轎伕，豢養一幫常住的清客，並接濟自己的窮親戚。他們的低薪俸無法承擔符合他們身分的開銷
除非靠賄賂來貼補其薪俸。即使是賜予其薪俸50到100倍的「養廉費」也不能杜絶「壓榨」行為，那些行為實際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徵收地丁稅時，每個地方都有一定的額度，超過這一額度的所有錢糧便被地方官據為已有。
徵收的稅收幾倍于額度的情形並非罕見之事。非法所征的負擔主要落到了農民的身上，在收稅人和地方士紳的催逼下，他們往往不得不交納比核定稅額多出50%到80%的現銀和高達250%的賦糧。一名只徵收10%附加稅的官員會被認為是清官，這是沒什麼奇怪的。通常有這樣的估計：「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
他們不去習武，而是做一些賭博、聽戲和鬥雞的放蕩勾當，附帶放一些高利貸和開典當營生。他們不僅不能履行保衛王朝的職責，甚至還成了社會的寄生蟲，而且是數量極多的寄生蟲：滿軍旗、蒙古軍旗和漢軍旗的旗人連同他們的家眷人數大約有150萬。
軍隊中的腐敗也駭人聽聞，據說是乾隆帝私生子的滿族將領福安康，故意拖延對金川叛匪的征討，以便增加侵吞軍費的機會。漢軍綠營兵中的腐敗也很嚴重，用於鎮壓白蓮致起義(1796-1804年)的軍餉大部分落入了統兵將佐的私囊。這場曠日持久和征討規模宏大的戰事，正是軍隊腐敗盛行和無能的見證。
1.4財政窘迫清初的統治者曾為帝國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康熙給後人留下了800萬兩，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然而乾隆在位時，追求奢華的鋪張浪費傾向已開始了。乾隆的「十全武功」耗費了國家1.2億兩，而嘉慶對白蓮教和其它秘密會社長達九年的征討則花費了2億兩。這些毫無節制的軍事開支，加上官場中的賄賂腐敗，耗乾了國庫，導致銀價持續上漲。
乾隆朝(1736-1795年)初年1兩銀值700文(銅錢)，嘉慶朝(1796-1820年)時期則漲到了1,300或1,400文。到1800年，清帝國的經濟基礎已被嚴重損壞了。
1.5人口壓力清代人口的增長遠遠快于耕地的增長，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166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在1億到1.5億之間，到1800年上升到了3億。可耕地卻沒有相應地增長。1661年時全國有5.49億畝耕地，1812年時仍只有7.91億畝。
因此耕地的增長不到50%，而人口的增長卻超過了100%。背井離鄉者、窮人和失業者經常淪為盜匪，或加入到作亂的行列。
1.6士人失責受頻繁的文字獄之威脅，學者們避開了政治而試圖在古書堆中尋求庇護，造成學問與現實脫節。他們自誇為學問而學問，不再追求經世致用；經科舉登第為官的人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中受訓練。許多官員都是軟弱之輩，並不希望做治國能臣。1799年，翰林院二品編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陳士大夫道德淪落，他列舉一些尚書侍郎等高官向軍機大臣和大學士磕頭邀寵；一些士子為同樣目的結交顯貴的仆役；還有一些官員為獲得皇帝的關注竟恬不知恥地賄賂宮中的隨從和侍衛。
知識分子的道德淪落到了這樣一種程度，無疑意味着他們已經忘記了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也忘卻了學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失去了真正的領袖，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官場中普遍的道德淪落至少部分源於這種知識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這些徵兆
行政的無能、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普遍的腐敗、軍隊戰鬥力的衰退、人口增長的壓力和國庫的空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