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趙紫陽與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樣，表現出對示威活動極度的寬容和對學生動機相當的同情。作為改革和現代化的倡導者，他希望把共產黨導引向更大程度的開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轉變，然而不一定要搞資本主義的民主。他與總理李鵬和其它一些強硬派元老如陳雲、彭真和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人發生了衝突。趙紫陽受他在中國社科院的顧問和四個「智囊團」3的影響，希望把日益增長的學生力量拉攏過來，加強他對抗保守派的地位，並用來推進改革事業。
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兩年前打贏了第一回合的對抗，說服鄧小平以錯誤對待學生示威的罪名將胡耀邦解職。現在，他們又策劃影射趙紫陽是示威活動的秘密保護人，試圖將他從總書記的職位上拉下來。這樣，示威學生就不知不覺地成了黨內激烈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強硬派把學生示威看作是鎮壓民主運動和阻撓經濟改革的良機。如果能巧妙地加劇學生與趙紫陽之間的衝突，將使強硬派起到一箭雙鵰的效果。經濟專家陳雲和副總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個計劃，據此，總理李鵬將對學生的要求採取斷然的不妥協立場，從而刺激學生變得更加好鬥。與此同時，趙紫陽將被指責是示威群眾的暗中支持者
黨內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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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學生們的日益傲慢無理以及趙紫陽對他們的同情，將逼使鄧小平發怒，促使他採取激烈的反應。那時鄧小平就會被操縱，從而一舉擊垮學生和趙紫陽，就像兩年前勸說他把胡耀邦趕下台一樣。因此，成功的關鍵是激怒示威者和鄧小平，以便讓對峙升級到一定的程度，使軍事鎮壓能夠有充分的理由。4
4月24日，北京市委書記5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戰報」。報告稱，根據學生的大字報、口號和國家安全局彙總的秘密報告，這場示威顯然已經醞釀了兩年，公開的目標就是否定社會主義事業，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家主席楊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次日，鄧小平宣佈，示威已演變成一場必須予以鎮壓的「陰謀」和「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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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指示下，兩位曾與文革和1986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關係密切的黨內作家6為4月26日的《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文章的實質是，政府正處在一場反對「動亂」的偉大政治鬥爭中，這場動亂的目的是根本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文章警告說，向學生的要求讓步，將會把一個有希望的國家搞成一個毫無希望、動盪不安的國家。社論的內容電傳給了正在北朝鮮訪問的趙紫陽，並得到了他原則上的同意。
顯然，正如兩年前一樣，強硬派拉攏鄧小平到他們一邊。中共將對示威者採取更堅決的立場。李鵬拒不接見學生領袖，從而失去了一個可在較早時緩和局勢並開展對話的時機。而當他最後在5月18日同意接見他們時，他又態度生硬地教訓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不留一點對話和交心的餘地。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江澤民解除了《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原因是他採取支持民主的立場。
4月29日趙紫陽出訪回國後，他在顧問7的建議下，批評4月26日的社論，極力肯定學生的行動是自發的、愛國的，並且與政府的反腐敗政策相一致。他試圖修改4月26日的社論，但未獲成功。隨後，5月4日，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上，趙紫陽在講話中暗示黨內存在分歧，但他明確表示，政府將採取「冷靜、理智、剋制、秩序的立場，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強硬派怒不可遏，他們指責趙紫陽在一份事先沒有得到黨內同意的聲明中暴露領導集團的分歧。
李鵬宣佈，趙紫陽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的見解，黨的觀點只能由鄧小平來代表。李鵬成功地挑起了鄧小平反對趙紫陽。
進一步的對抗出現在5月16日。當天，趙紫陽告訴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自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以來，中共的所有重要的決定都必須得到鄧小平的同意，這即暗示是鄧小平而不是趙紫陽對一切關鍵的決定和錯誤負責。鄧小平和強硬派對趙紫陽向外賓透露「國家機密」惱火萬分。
在戈巴契夫三天的訪問期間，上百萬人佔據天安門廣場，令中國領導人丟盡顏面。歡迎儀式不得不從廣場轉到機場進行。由於大批人群聚集在故宮進口處，戈巴契夫參觀故宮的節目因而被取消，他和夫人賴莎(Raisa)向廣場中央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計劃也不得不取消。他的新聞發佈會從人民大會堂改到了他下榻的釣魚台國賓館。
除了時間很短的一次以外，他喜歡的散步也因安全原因被迫取消。這些臨時的變動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中國領導人優柔寡斷，沒有能力控制局勢。這就迫使鄧小平愈發下定決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訓這些年輕人。作為擴大的中國大家庭的家長，鄧小平也許感到，學生們對他的經濟改革帶來的所有好處，包括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和學生生活的改善忘恩負義。
犯上不尊的代價將是毫不手軟的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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