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85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85，共298。
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他們不怎麼擔心，並且斷定柯林頓不敢取消，因為柯林頓不能承受惹惱美國企業界的後果，他需要這些人在未來選舉中的支持。中國人很懂美國政治，所以成功地讓華府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之中。
6.5美國政策的逆轉柯林頓總統在1993年5月簽署行政命令時，曾受到普遍稱讚，說這一出色舉動表現了政治家的風範。但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將難辦的對華決策向後推遲了一年，讓自己在行動上多少有一些轉圈的餘地。當中國人看穿了他的威脅不過是虛張聲勢之後，柯林頓便面臨着痛苦的抉擇：一是取消最惠國待遇，一是讓貿易與人權脫鈎。他知道前者對兩國都將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而後者則會嚴重損害他的個人聲譽。
同時他的批評者
人權組織也在其中
堅持認為，只要美國堅守自己的原則，便沒有商量的餘地，中國是會屈服的，因為中國需要美國的市場來完成現代化，彌補總額達128億美元的貿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柯林頓政府中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中想這樣做的人也沒有幾個。緊迫的問題是，怎樣找到一個能保住面子的方法，輓救柯林頓的對華政策。顯然，華府需要中國的合作。這看起來很有希望，因為李鵬總理宣佈說中國願意盡「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國的關係。
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釋放了兩名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袖
35歲的王軍濤和41歲的陳子明
讓他們保外就醫。中國與瑞士紅十字會達成一項協議，允許該會到預先選定的監獄視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國採購團與美國企業簽定了價值110億美元的合同。最後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國的技術小組，共同討論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問題。
在中國的人權狀況只取得有限進步的情況下，柯林頓本來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選擇地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的態度傾向于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鈎，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切爾(Geofge J．Mitchell)和眾議員佩蘿西提出了「針對性制裁」方案。按照這一方案，中國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的產品進口美國時將會被取消關稅優惠，而對私營企業仍維持優惠。然而，這一複雜程序執行起來將是一場噩夢，況且北京明確反對任何附帶條件的新的最惠國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總統報告說，中國已經滿足了兩項必須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勞工產品的出口，並且允許了某些異見人士和他們的親屬移民國外。然而，在其它五個方面，中國並沒有做出「整體性的可觀的進步」：信守國際人權協議；釋放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允許國際紅十字會視察監獄；停止干擾國際向中國廣播電視節目；保護西藏宗教和文化傳統。
在決定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柯林頓飽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種辯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聲調宣佈，雖然中國在「繼續嚴重地侵犯人權」，但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讓他在附加象徵性條款的情況下重新給予中國最惠國地位。這個附帶條款就是禁止進口中國生產的槍械和彈葯
估計每年達2億美元，而中國進口貨的總值是310億美元。在這個聲明中，柯林頓正式表達了要將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鈎的想法。
總統說：「這種掛鉤在過去那些年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我認為，從前幾個月我們努力與中國的接觸看，這項政策的作用已不復存在了。現在到了採取新方式實現我們長遠目標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將我們的關係放到一個更大的和更具建設性的格局中。」
這種令人震驚的政策轉變等於預設了柯林頓發佈了錯誤的行政命令，而「布希是對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訊息：對美國也可以公開藐視而不怕受懲罰。柯林頓的信譽受到巨大打擊。參議員米切爾和女眾議員佩蘿西威脅要通過立法來推翻總統的決定，並對中國實行更多的制裁。
但許多國會議員和外交政策專家都認為，總統的決定也許在政治上會有些麻煩，但是站得住腳。除非國會兩院都反對，否則他的決定不會被推翻。
促使柯林頓這樣做的背後原因，是他對美中整體關係、美國企業在華利益和美中貿易帶來的就業機會等一系列問題的考慮。更重要的是他感到還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決定，那就是在地緣政治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處理北朝鮮的事情；還有中國改革運動的未來。他確信變革的趨勢會使中國不得不接納一種平穩的、最終改變成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社會的道路。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總統的行動反映了新時代的精神，在這個時代中經濟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決定，最重要的是利潤而不是原則。這種轉變標志著天安門事件主導外交時代的結束，一個提升國際商業交往、重視科學、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自然對柯林頓的決定持歡迎態度，並且預測與美國的關係將會改善。大多數亞洲和歐洲國家都鬆了一口氣，圍繞着最惠國待遇一年一度的爭鬥終於結束了。
7.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地位
鄧小平是1979年以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歲。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個地主家庭，他在歷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歲時到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他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回國後成為忠誠的共產主義者。1935年，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出席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並在會上支持毛澤東，此後得到快速提升。
6.5美國政策的逆轉柯林頓總統在1993年5月簽署行政命令時，曾受到普遍稱讚，說這一出色舉動表現了政治家的風範。但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將難辦的對華決策向後推遲了一年，讓自己在行動上多少有一些轉圈的餘地。當中國人看穿了他的威脅不過是虛張聲勢之後，柯林頓便面臨着痛苦的抉擇：一是取消最惠國待遇，一是讓貿易與人權脫鈎。他知道前者對兩國都將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而後者則會嚴重損害他的個人聲譽。
同時他的批評者
人權組織也在其中
奇怪的是，在柯林頓政府中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中想這樣做的人也沒有幾個。緊迫的問題是，怎樣找到一個能保住面子的方法，輓救柯林頓的對華政策。顯然，華府需要中國的合作。這看起來很有希望，因為李鵬總理宣佈說中國願意盡「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國的關係。
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釋放了兩名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袖
35歲的王軍濤和41歲的陳子明
在中國的人權狀況只取得有限進步的情況下，柯林頓本來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選擇地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的態度傾向于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鈎，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切爾(Geofge J．Mitchell)和眾議員佩蘿西提出了「針對性制裁」方案。按照這一方案，中國國有企業和軍工企業的產品進口美國時將會被取消關稅優惠，而對私營企業仍維持優惠。然而，這一複雜程序執行起來將是一場噩夢，況且北京明確反對任何附帶條件的新的最惠國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總統報告說，中國已經滿足了兩項必須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勞工產品的出口，並且允許了某些異見人士和他們的親屬移民國外。然而，在其它五個方面，中國並沒有做出「整體性的可觀的進步」：信守國際人權協議；釋放或說明政治犯的情況；允許國際紅十字會視察監獄；停止干擾國際向中國廣播電視節目；保護西藏宗教和文化傳統。
在決定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柯林頓飽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種辯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聲調宣佈，雖然中國在「繼續嚴重地侵犯人權」，但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讓他在附加象徵性條款的情況下重新給予中國最惠國地位。這個附帶條款就是禁止進口中國生產的槍械和彈葯
估計每年達2億美元，而中國進口貨的總值是310億美元。在這個聲明中，柯林頓正式表達了要將貿易與人權問題脫鈎的想法。
總統說：「這種掛鉤在過去那些年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我認為，從前幾個月我們努力與中國的接觸看，這項政策的作用已不復存在了。現在到了採取新方式實現我們長遠目標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將我們的關係放到一個更大的和更具建設性的格局中。」
這種令人震驚的政策轉變等於預設了柯林頓發佈了錯誤的行政命令，而「布希是對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訊息：對美國也可以公開藐視而不怕受懲罰。柯林頓的信譽受到巨大打擊。參議員米切爾和女眾議員佩蘿西威脅要通過立法來推翻總統的決定，並對中國實行更多的制裁。
但許多國會議員和外交政策專家都認為，總統的決定也許在政治上會有些麻煩，但是站得住腳。除非國會兩院都反對，否則他的決定不會被推翻。
促使柯林頓這樣做的背後原因，是他對美中整體關係、美國企業在華利益和美中貿易帶來的就業機會等一系列問題的考慮。更重要的是他感到還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決定，那就是在地緣政治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處理北朝鮮的事情；還有中國改革運動的未來。他確信變革的趨勢會使中國不得不接納一種平穩的、最終改變成一個更自由更開放社會的道路。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總統的行動反映了新時代的精神，在這個時代中經濟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決定，最重要的是利潤而不是原則。這種轉變標志著天安門事件主導外交時代的結束，一個提升國際商業交往、重視科學、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自然對柯林頓的決定持歡迎態度，並且預測與美國的關係將會改善。大多數亞洲和歐洲國家都鬆了一口氣，圍繞着最惠國待遇一年一度的爭鬥終於結束了。
7.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地位
鄧小平是1979年以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歲。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個地主家庭，他在歷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歲時到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他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回國後成為忠誠的共產主義者。1935年，鄧小平以《紅星報》編輯出席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並在會上支持毛澤東，此後得到快速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