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9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93，共298。
在佩裡的全球戰略構想中，美國應始終保持最高度的軍事戒備和最大的技術優勢，要做好同時進行兩場局部戰爭的準備及在最小犧牲的情況下迅速贏得勝利。在這一戰略構想中，國家防務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步是將麻煩消滅在萌芽狀態，不讓它長大。通過推動民主、鼓勵自由的市場經濟、加強政治磋商等做法減少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同時，相關國家軍事領導之間建設性的交換看法和互訪，將有助于增加瞭解和信任，減少因疏忽或誤斷釀成事端的可能性。「戰爭行動需要的是保密和突發，而和平行動需要的是公開和信任。」因此，佩裡提倡「軍事透明」說。若將這一哲學應用到亞洲，美國在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結成緊密同盟、參與東南亞國協會(ASEAN)的同時，必須將中國完全拉入到「戰略夥伴關係」中。
如果麻煩不能先行化解，美國接下來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說服、勸阻，甚或不惜以軍事威脅的辦法防止衝突發生。如果這樣仍不能制止戰爭發生，美國應毫不猶豫地使用具有絶對優勢的軍事和技術力量實施打擊，速戰速決，以最小的人員和物資損失贏得戰爭，就像海灣戰爭那樣。這一「預防
抑制
擊敗」三重戰略，還有待于不斷的改進和提高。40
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將軍于1996年重2月5日至18日應邀訪美，就是佩裡的「軍事透明」和「開放性」政策的結果。面對如此精微的武器系統、先進技術、訓練條例和軍事條令，遲浩田不可能看不到兩國軍事力量間存在的巨大差距。
美國國防機構的結論是，按照美國九十年代的標準，中國尚不具備強大的攻擊能力，在今後的二十至三十年裡，也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而到那時，美國在軍事技術領域將更遙遙領先。從本質上講，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是冷戰時期里根對付蘇聯戰術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軍事技術優勢，一方面在建設性磋商的外表下實行遏制，最終導致對手內部發生變革。
1996年中期，隨着圍繞中國問題所引起的爭論結束，柯林頓政府終於將「對抗」轉變為「建設性磋商」。1996年7月，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萊克(Anthony Lake)被派到北京，轉達這一政策上的變更。
2.6中美關係中的棘手問題從華府的角度看，三大問題嚴重制約了美中關係的發展，分別是人權、貿易逆差和防止核擴散。在這三個問題中，人權問題是觸及西方與中國價值體系的核心。美國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和價值體系經過二千年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最高成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因此應屬普世準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在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勝利後，布希總統宣佈了以美國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的誕生。
國會政策企劃小組副組長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大膽提出：在征服了世襲的君主體制、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後，我們終於有機會看到「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最終結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組織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權概念、民主原則和市場經濟體制將會在新的「進步」浪潮推動下席卷全球。41
雖然西方價值的推行在原則上得到了許多亞洲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認可，但在實踐中還是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大約在1994年初，一些東南亞的領導人受到經濟成就的鼓舞，開始對西方的觀念提出挑戰，倡導他們自己所謂的「亞洲價值」。這種價值觀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禮教、紀律、責任、節儉、中庸禮讓、家族觀念、家國天下這類觀念之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這一思想的主要倡導者。
他提醒說，美國人不應該「不分場合地將他們的制度強加給別人，因為(這樣做)根本不起作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對歐洲的領袖們說：「亞洲價值是普遁適用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專有的。」
北京曾經一度不承認中國存在着人權問題，但最近幾年它的策略卻有所改變，反而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後者可以以後再談，但當十二億人等着吃飯、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況下，中國的優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國情來決定，美國不應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到中國身上。42中國的立場得到了許多非洲、中東國家和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礎上，中國進一步為自己進行了積極的活動，用自己利潤豐厚的市場拉攏一些歐洲國家，要求他們在1997年4月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上不要加入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的譴責。
結果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沒有加入到譴責的隊伍中，只有英國、丹麥、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國的立場。投票結果是27票對17票，譴責提議遭到了否決。43然而美國公眾對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依舊持強烈批評態度，許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釋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異見人士。
1997年10月，聯合國人權高級委員會新任主席、愛爾蘭前總統羅賓遜夫人(Mary Robinson)宣稱，與那些來自「歷史上充滿壓迫、暴力、饑餓和貧困的國家」的人一樣，她理解一個國家在社會和經濟發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進步之間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說：「按照這個尺度，應該對那些特別大的國家給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國。它已經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權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尋常的......他們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44
如果麻煩不能先行化解，美國接下來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說服、勸阻，甚或不惜以軍事威脅的辦法防止衝突發生。如果這樣仍不能制止戰爭發生，美國應毫不猶豫地使用具有絶對優勢的軍事和技術力量實施打擊，速戰速決，以最小的人員和物資損失贏得戰爭，就像海灣戰爭那樣。這一「預防
抑制
擊敗」三重戰略，還有待于不斷的改進和提高。40
美國國防機構的結論是，按照美國九十年代的標準，中國尚不具備強大的攻擊能力，在今後的二十至三十年裡，也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而到那時，美國在軍事技術領域將更遙遙領先。從本質上講，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是冷戰時期里根對付蘇聯戰術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軍事技術優勢，一方面在建設性磋商的外表下實行遏制，最終導致對手內部發生變革。
2.6中美關係中的棘手問題從華府的角度看，三大問題嚴重制約了美中關係的發展，分別是人權、貿易逆差和防止核擴散。在這三個問題中，人權問題是觸及西方與中國價值體系的核心。美國人認為，西方的民主和價值體系經過二千年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最高成就，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因此應屬普世準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在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勝利後，布希總統宣佈了以美國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的誕生。
國會政策企劃小組副組長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大膽提出：在征服了世襲的君主體制、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後，我們終於有機會看到「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最終結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組織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權概念、民主原則和市場經濟體制將會在新的「進步」浪潮推動下席卷全球。41
雖然西方價值的推行在原則上得到了許多亞洲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認可，但在實踐中還是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大約在1994年初，一些東南亞的領導人受到經濟成就的鼓舞，開始對西方的觀念提出挑戰，倡導他們自己所謂的「亞洲價值」。這種價值觀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禮教、紀律、責任、節儉、中庸禮讓、家族觀念、家國天下這類觀念之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這一思想的主要倡導者。
他提醒說，美國人不應該「不分場合地將他們的制度強加給別人，因為(這樣做)根本不起作用」。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對歐洲的領袖們說：「亞洲價值是普遁適用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專有的。」
北京曾經一度不承認中國存在着人權問題，但最近幾年它的策略卻有所改變，反而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後者可以以後再談，但當十二億人等着吃飯、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況下，中國的優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國情來決定，美國不應將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到中國身上。42中國的立場得到了許多非洲、中東國家和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礎上，中國進一步為自己進行了積極的活動，用自己利潤豐厚的市場拉攏一些歐洲國家，要求他們在1997年4月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上不要加入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的譴責。
結果德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沒有加入到譴責的隊伍中，只有英國、丹麥、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國的立場。投票結果是27票對17票，譴責提議遭到了否決。43然而美國公眾對中國糟糕的人權記錄依舊持強烈批評態度，許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釋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異見人士。
1997年10月，聯合國人權高級委員會新任主席、愛爾蘭前總統羅賓遜夫人(Mary Robinson)宣稱，與那些來自「歷史上充滿壓迫、暴力、饑餓和貧困的國家」的人一樣，她理解一個國家在社會和經濟發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進步之間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說：「按照這個尺度，應該對那些特別大的國家給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國。它已經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權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尋常的......他們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承認。」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