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P 143
中國近代史
作者：中科院
第143，共298。
但孫在南方也是麻煩纏身，護法運動進展緩慢，因為自1917年8月25日廣州軍政府建立後，他雖名為總司令，卻受困於無權直接控制軍隊，真正的指揮權仍掌握在西南省軍閥(如廣東、廣西的陸榮廷)等人的手中。陸榮廷私懷野心，並于1918年5月迫使孫中山離開軍政府。在極度的失望與沮喪下，孫逃往上海，過着隱退的生活，主要從事《建國方略》的寫作，並計劃重建政黨。1919年10月10日，他將中華革命黨進一步嚴密化，並更名為中國國民黨。
之後，他揮軍南下以懲治廣州的叛軍，而且不與北方的段棋瑞交戰。經過一系列巧計，他得以收復廣州，並重建軍事政權。1921年4月2日，共和政府正式成立，由孫中山任總統，與北京的軍閥政權相對峙。
1922年2月3日，孫着手準備北伐，繼續開展護法運動。但因孫以前的支持者陳炯明於廣州意外叛變而受挫，總統官邸遭到嚴重炮擊，孫僥倖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軍艦上，後來又在英俄的幫助下到達上海，因此，護法運動只不過是有名無實。
在1923年10月曹錕賄選之後，奉軍便從滿州向北京推進，引發了第二次直奉之戰。出乎意料的是，當統領十七萬軍隊的直軍總司令45開赴前方之時，其第三軍軍長馮玉祥卻于1924年10月23日發動了軍事政變，並佔領了北京，導致直軍全綫崩潰。馮在其國民軍的支援下，重組了內閣，並迫使曹錕于1924年11月2日下台。
這時，「國民軍」、奉系、皖係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聯合邀請段棋瑞出任臨時執政，並邀孫進京商討和平統一事宜。儘管孫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他仍堅持前行，並于1924年12月31日抵京。雖然段祺瑞明顯的欠誠意，令他惱怒，但他因首都十萬人對他的熱烈歡迎而倍受鼓舞。1月20日後，孫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並于1925年3月12日溘然長逝。
在彌留之際，他仍在念記着「和平，奮鬥、......、拯救中國」。在他一天前簽署的遺囑中，他敦促其同志去完成他未竟之事業。中國革命之父的一生就這樣草草結束了，他將自己生命中的四十餘年，奉獻給了改善國民境況的事業之中。
孫中山抱憾而逝，革命與民國並未帶來預期的和平與秩序：民國時期較以前經歷更多的痛苦與失序，它重現了傳統上緊隨王朝衰亡而來的失序與混亂。但孫為進步奠定了基礎，其追隨者得以在此基礎之上繼其遺業。1926年，年青將領蔣介石重新發動了還未完成的反對軍閥的北伐戰爭，並在較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終於達成了長期未竟的統一目標，儘管這統一僅是表面上的。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民國的建立並沒有帶來和平、秩序和統一；相反，民國早期的特徵是道德淪落、君主復辟運動、軍閥割據，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加劇。明顯地，採取共和體制而帶來的政治面貌，並不足以革新國家；還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運動來喚醒國家及人民。
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新知識分子，鼓吹在國民生活的哲學基礎方面，進行一場激烈變革。他們號召用現代西方的標準，重新評價中國的文化遺產，樂意地與引致中國衰弱的那些因素決裂，並且決定接受西方的科學、民主和文化作為新秩序的基礎。同時，他們發動一場以白話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學運動。這場知識風暴給儒家，包括傳統倫理、風俗、人際關係和社會習俗，以粉碎性的一擊；同時，還對中國過去引入了一種全面否定的新態度。
就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場思想變革超過1895-1911年期間的變革(見第十八章 )。的確，有些論者認為自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來，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如此劇烈及根本的社會和思想變革。1
這場發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奉為新文化運動，有時也可能被誇大的描述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動盪不定時期裡的一個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蕩的學生遊行，這場遊行很快引起全國的回應，也就是眾所周知的五四運動。1.背景
知識醞釀的激蕩年代不可能在沒有國內外某些重大發展的情況下出現。從國外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主義和民主情緒格外強烈，威爾遜(Wilson)的民族自決和取消秘密締約的理念，吸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繼發生：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芬蘭、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社會主義者的反抗運動；1918年日本的米騷亂(rice riots)。相比之下，中國卻飽受混亂和軍閥割據之患，中國的知識分子深感有責任來複興受衝突瀰漫和內戰蹂躪的祖國。
這些知識分子懷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熱情，肩負這項任務，部分也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條所激勵。2這個條約分為五項，前四項中日本要求控制山東、滿洲、內蒙古、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最陰險的要算是第五項，日本要求中國在政治、財政、軍事和警察管理方面，僱用日本的顧問，還要求中國至少從日本購買百分之五十的軍火。
這些條款激怒了中國民眾，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的壓力下，袁世凱接受了前四項，對第五項則予以保留。接着，在沒有徵得立法機關的同意下，袁世凱于5月25日與日本締結了這項條約。
為表抗議，旅日中國留學生成批回國，而中國商人也組織了一場廣泛的抵制日貨運動。二十一條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加速了逼近滅亡的恐懼感和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的爆發。
之後，他揮軍南下以懲治廣州的叛軍，而且不與北方的段棋瑞交戰。經過一系列巧計，他得以收復廣州，並重建軍事政權。1921年4月2日，共和政府正式成立，由孫中山任總統，與北京的軍閥政權相對峙。
1922年2月3日，孫着手準備北伐，繼續開展護法運動。但因孫以前的支持者陳炯明於廣州意外叛變而受挫，總統官邸遭到嚴重炮擊，孫僥倖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軍艦上，後來又在英俄的幫助下到達上海，因此，護法運動只不過是有名無實。
在1923年10月曹錕賄選之後，奉軍便從滿州向北京推進，引發了第二次直奉之戰。出乎意料的是，當統領十七萬軍隊的直軍總司令45開赴前方之時，其第三軍軍長馮玉祥卻于1924年10月23日發動了軍事政變，並佔領了北京，導致直軍全綫崩潰。馮在其國民軍的支援下，重組了內閣，並迫使曹錕于1924年11月2日下台。
在彌留之際，他仍在念記着「和平，奮鬥、......、拯救中國」。在他一天前簽署的遺囑中，他敦促其同志去完成他未竟之事業。中國革命之父的一生就這樣草草結束了，他將自己生命中的四十餘年，奉獻給了改善國民境況的事業之中。
孫中山抱憾而逝，革命與民國並未帶來預期的和平與秩序：民國時期較以前經歷更多的痛苦與失序，它重現了傳統上緊隨王朝衰亡而來的失序與混亂。但孫為進步奠定了基礎，其追隨者得以在此基礎之上繼其遺業。1926年，年青將領蔣介石重新發動了還未完成的反對軍閥的北伐戰爭，並在較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終於達成了長期未竟的統一目標，儘管這統一僅是表面上的。
民國的建立並沒有帶來和平、秩序和統一；相反，民國早期的特徵是道德淪落、君主復辟運動、軍閥割據，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加劇。明顯地，採取共和體制而帶來的政治面貌，並不足以革新國家；還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運動來喚醒國家及人民。
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新知識分子，鼓吹在國民生活的哲學基礎方面，進行一場激烈變革。他們號召用現代西方的標準，重新評價中國的文化遺產，樂意地與引致中國衰弱的那些因素決裂，並且決定接受西方的科學、民主和文化作為新秩序的基礎。同時，他們發動一場以白話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學運動。這場知識風暴給儒家，包括傳統倫理、風俗、人際關係和社會習俗，以粉碎性的一擊；同時，還對中國過去引入了一種全面否定的新態度。
就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場思想變革超過1895-1911年期間的變革(見第十八章 )。的確，有些論者認為自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來，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如此劇烈及根本的社會和思想變革。1
這場發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奉為新文化運動，有時也可能被誇大的描述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動盪不定時期裡的一個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蕩的學生遊行，這場遊行很快引起全國的回應，也就是眾所周知的五四運動。1.背景
知識醞釀的激蕩年代不可能在沒有國內外某些重大發展的情況下出現。從國外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主義和民主情緒格外強烈，威爾遜(Wilson)的民族自決和取消秘密締約的理念，吸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時代意義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繼發生：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芬蘭、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社會主義者的反抗運動；1918年日本的米騷亂(rice riots)。相比之下，中國卻飽受混亂和軍閥割據之患，中國的知識分子深感有責任來複興受衝突瀰漫和內戰蹂躪的祖國。
這些知識分子懷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熱情，肩負這項任務，部分也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條所激勵。2這個條約分為五項，前四項中日本要求控制山東、滿洲、內蒙古、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最陰險的要算是第五項，日本要求中國在政治、財政、軍事和警察管理方面，僱用日本的顧問，還要求中國至少從日本購買百分之五十的軍火。
這些條款激怒了中國民眾，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的壓力下，袁世凱接受了前四項，對第五項則予以保留。接着，在沒有徵得立法機關的同意下，袁世凱于5月25日與日本締結了這項條約。
為表抗議，旅日中國留學生成批回國，而中國商人也組織了一場廣泛的抵制日貨運動。二十一條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加速了逼近滅亡的恐懼感和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的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