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P 114
全球通史
作者：阿諾斯
第114，共430。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
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內貿易更為顯著。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
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
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產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產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儘管只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人統治，稱為金。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並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
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復。自于蒙古人先要佔領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於一次海戰時，宋朝終於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並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 部
地中國化了。這些蠻族征服者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徵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僱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
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
第二節）。
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
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內貿易更為顯著。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
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
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產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產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南宋的統治儘管只限于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人統治，稱為金。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並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
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復。自于蒙古人先要佔領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於一次海戰時，宋朝終於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並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 部
地中國化了。這些蠻族征服者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併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徵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僱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
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
第二節）。
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
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