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答覆，蘇聯人一再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有關希臘右派恐怖主義的報道；在希臘，雅典戰役之後的各屆政府都得到了英國的支持。正如詹姆斯·貝爾納斯所說的那樣；「每當蘇聯人遇到使他們煩惱或使他們處于守勢的問題，總是從希臘收集英國和美國的新聞報道，發動反攻，這是他們標準的工作程序」。

東、西方在德國的衝突更為嚴重，因為東、西方在那裡下的賭注更大。戰爭的結束使德國沒有中央政府。有的只是地方官員，在東部甚至連地方官員也沒有，因為他們在不斷推進的蘇聯紅軍到達之前就已逃走了。為了佔領德國，同盟國將它分為四個佔領區：東區蘇占區、西北區英占區、南區美占區及與法國接壤的、較小的西南區法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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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也同樣被劃為四個區，為確保政策的一致性，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就設在這座城市裡。

當佔領國面對管理德國的具體問題時，它們發現各自的目標和政策根本不同。蘇聯人要求巨額賠款，還想進行一場將他們的佔領區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革命——如果可能，他們還希望這場革命能將整個德國轉變為另一個「人民民主國家」。為此，他們贊成建立一個能促進其最終的共產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德國。同蘇聯人一樣，法國人也決意要索取大筆賠款，但他們願意建立一個鬆散的聯邦，他們認為，鬆散的聯邦對法國安全的威脅較小。

英國人和美國人同法國人一樣贊成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但他們在經濟問題上反對法國人和蘇聯人。

1944年9月，羅斯福和丘吉爾接受了條件苛刻的「摩根索計劃」，該計劃是由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把德國改變成一個工業結構大為縮小的田園式國家。儘管這一目標在當時很誘人，但最終還是被放棄了，因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除非讓大多數德國人挨餓。當美國和英國發現必須將大量的糧食運入其人口稠密的佔領區時，經濟上的現實問題變得更加明顯。大批德國難民已從東德和日耳曼少數民族在那裡生活了數世紀之久的中東歐各地區源源不斷地湧入這些佔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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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供養人數已劇增的全體居民，倫敦和華盛頓認識到必須擴大而不是壓縮德國的工業生產。蘇聯人的反應自然是對此表示懷疑和不滿。

圍繞賠償問題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先前，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英、蘇三國已一致同意蘇聯應從德國得到100億美元的賠款，主要的辦法就是提取德國的國外資產，拆除蘇聯佔領區內的工業設備和西方佔領區內不為當地經濟所需要的工業設備。蘇聯人立即着手拆除東德的工廠，將工廠設備運回本國，同時還拿走了德國工廠當時的產品；後一種做法是違背波茨坦協定的，這也是蘇聯人不願讓他人檢查東德經濟的原因。作為報復，美國人和英國人于1946年5月停止將他們佔領區內的賠款交給蘇聯，並一再提高所允許的德國工業的水平。

1946年12月，英國人和美國人又採取了下一個行動，將他們的佔領區合併成一個經濟「雙占區」。

到1947年初時，對德國實行的四國管理已經失敗。為瞭解決衝突，四巨頭會議于1947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美國人和英國人堅決主張對德國實行經濟統一，法國人和蘇聯人則表示反對。經過6周徒勞無益的爭論之後，會議宣佈休會。

會議的失敗連同此時宣佈的「杜魯門主義」一起被有些人認為是冷戰開始的標誌。

六、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

隨即到來的冷戰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47年3月杜魯門總統對希臘內戰的干預。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臘北部山區出現。重新爆發內戰的一個原因是經濟狀況太糟，使許多窮困的農民加入了起義者的隊伍。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形勢日益惡化，使蘇聯集團嗽使和援助游擊隊反對英國支持的雅典政府。

最後一個原因是雖然結束雅典之戰的《瓦爾基茨停戰協定》規定實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卻不顧這一規定，迫害政治上的對手。右派分子的鎮壓十分殘酷，以致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干1945年8月5日致電雅典說，他很關心有關「右派分子違反《瓦爾基茨停戰協定》的暴行」的報道。

這些情況促使民眾大力支持起義，起義從北部山區擴大蔓延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和一些較大的島嶼。鎮壓起義可能成功的跡象似乎很不明顯，因此，希臘面臨着長期內戰的前景，存在着共產黨最終獲勝的可能性。1947年2月24日，這一形勢變得十分危急，因為英國政府這時宣佈它不能提供確保戰勝起義者所必需的大規模援助。如果沒有倫敦的進一步援助，雅典政權很可能無法維持到這一年年底。

杜魯門總統為應付這一緊急情況宣佈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則。這一原則的主要內容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擁有武裝的少數派集團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民族。」杜魯門在闡述這一原則時說，「希臘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脅，」他要求國會撥出4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樣，英國交出了它在希臘維持了一個世紀的首要地位，而美國則負起了阻止共產黨在地中海東部擴大其影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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