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戰後的兩個頭等強國美國和蘇聯對在損害戰敗的敵人和被削弱的盟國的情況下獲取海外殖民地並不感興趣，這種情況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國和蘇聯的確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東歐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和衛星國，但它們並沒有仿照英國和法國的做法——英法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國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這時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殖民地利用冷戰在蘇聯和美國之間挑撥離間，並利用這兩大強國贏得了獨立，獲得了經濟援助。

亞洲短命的日本帝國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於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將英國人趕出了馬來亞和緬甸，將法國人趕出了印度支那，將荷蘭人趕出了印度尼西亞，將美國人趕出了菲律賓，所以，西方的軍事威望遭到徹底的破壞。由於日本人以「亞洲人的亞洲」為口號，進行宣傳，所以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也遭到了破壞。當日本人最後被迫交出他們的佔領地時，他們故意將武器留給當地的民族主義組織，承認這些組織為獨立的政府——如承認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的印尼黨，從而儘可能地使西方的統治難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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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應該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亞洲人一道贏得了自由，從而有力地說明了這一事實：雖然日本人的影響很重要，但它僅僅加深了從20世紀初起愈來愈劇烈的大動亂和愈來愈廣泛的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系列殖民地起義反映了這種迅速發展的運動（見第二十一章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這種運動隨着受過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識分子的成長而獲得了力量，實現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不是頑固守舊的馬來亞蘇丹、尼日利亞酋長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學裡學習並注意到西方現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恩克魯瑪、阿齊克韋和布爾吉巴，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數百萬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國和日本的軍隊和勞動營中服役，這種世界範圍的殖民地覺醒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許多非洲人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旗幟下作戰，而200多萬印度人自願加入了英國軍隊，另外還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緬甸被俘的4萬名印度俘虜簽約參加了日本人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當所有這些人返回

家園時，他們必然以新的眼光來看待當地的殖民地官員和本民族領導人。當時，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老百姓不僅受到了某些地區的戰爭造成的窮困和苦難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同盟國關於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宣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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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個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贏得了獨立。印度次大陸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從一開始就是英帝國所依賴的部分和歐洲帝國權力的縮影。英國的一個多世紀的統治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優於其他殖民地的準備。行政機構人員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學已培養出一代代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國大黨表達了民族主義願望，並把這類願望轉到適當的方面去了（見第十五章
第四至六節）。

當英國于1939年9月3日對德國宣戰時，總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佈印度也將參戰。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抱怨地說：「一個人，而且是外國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夠不與4億人作最起碼的商討就使他們陷入戰爭。…在英聯邦自治領，這種決定是經充分討論後才被民眾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卻不是這樣，這讓人感到痛苦。」對國大黨的抗議，倫敦粗率無禮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國的淪陷和不列顛戰役的爆發造成全國緊急狀態時。這時，總督宣佈，戰爭期間不可能實行根本的變革，但戰後印度將被授予自治領地位。國大黨立即拒絶了這一提議，因而僵局仍在繼續。

1942年初，日本對東南亞的突然征服從根本上改變了印度的形勢。隨着日本軍隊逼近孟加拉國邊境，印度從位於平靜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強的同盟國轉變為直接處在迅速向前推進的敵人的道路上的國家。丘吉爾的反應是于3月22日派內閣成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見是，在整個戰爭期間不能進行重大改革，但戰爭一結束，印度就能完全實行自治，並有權退出英聯邦。

國大黨拒絶了克里普斯的提議，于1942年8月7日通過了「退出印度決議」，要求「為了印度、為了聯合國事業的成功」而立即獨立。國大黨還進一步威脅說，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將進行'非暴力的群眾鬥爭"。英國的反應是實行大規模的鎮壓：6萬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國大黨所有的領袖；14，000人未經審問就被拘留；940人被殺死；1630人在與警察和軍隊的衝突中受傷。

這是一個不僅對印度、而且對同盟國也是極關鍵的時刻。德國人此時已到達窩瓦河，離亞歷山大隻有30哩，日本人則侵佔了緬甸。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鉗形攻勢只是由於印度和阿拉伯國家才被隔斷；印度這時因充滿着不滿情緒而動盪不安，阿拉伯國家與其說是站在同盟國一邊，不如說是站在軸心國一邊。德國人和日本人原本無需作什麼努力便能深深地進入這些國家，使無焰悶燃的火種燒起來。

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便能完全封鎖歐亞大陸，從而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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