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載人名事實，俱系憑空捏造，並無所指。如有強作解人，妄言某人隱某人，某事隱某事，此則不善讀書，不足與談者矣！

這幾句話說得何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不要被他瞞過：小說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掛上個實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說得子虛烏有。這種辦法，几乎已是個不成文的公式。所以作者的嚴重聲明，反可以算得個不打自招的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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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書中所紀趙樸齋、洪氏、趙二寶三人，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惡德沒有？樸齋的謀事不成，墮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塗，全無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寶的熱慕虛榮失身為妓，也是很普通的。以樸齋與吳松橋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以洪氏與郭孝婆、周蘭之類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便與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以二寶與沈小紅、黃翠鳳之類相比，又究竟是誰更壞？然而松橋、周蘭等輩的下場，都還不過如此；趙氏一家，卻弄到淒涼萬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書結束時，作者居心要糟蹋趙氏的痕跡，就愈加鮮明了。趙二寶要想嫁與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一種極平常的妄想。你說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說她做不到，也就儘夠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獪，說她預先置辦嫁妝，平白地拖上數千金的債，到後來是一場無結果。這也就夠之又夠了；然而作者還不稱心，還要拉出個賴三公子來大打房間；打了還不算，還要叫她做上一場哭不得笑不得的惡夢，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結。從這上面看，若說作者與趙氏並無過不去之處，請問他為什麼把別人都輕輕地放過去了，卻偏在這一家上大用氣力，不肯寬讓一分呢？

這種的事，我們誠然不得不認為是著作界中的一種恥辱。但是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處于作者與作品之間的「作的動機」又是一件事。我們應當將這三件事分別而論，不可混為一談。譬如我們在歐洲所看見的古監獄或古刑場，若要推溯它當年建築時的用意或建築以後所演過的一切慘劇，那就簡直可以說，這類的東西都是要不得。非但是監獄與刑場，便是皇宮、教堂之類，也大都是獨夫民賊勞民以逞的真憑實據。但是品評建築的人，決不能把眼光對著這一方面看去：他們只應當就建築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術上所占的地位與所具的特長，決不能于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別的什麼。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極無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壞，即使有孔老夫子的親筆署名，也逃不了批評家的喟然而嘆！這本是極明顯的道理，在中國人卻不免糊糊塗涂，彼此糾纏。所以陶淵明的人格，是無可指摘的；而一班想吃冷豬肉的老先生，卻偏要搖頭嘆氣，說什麼「白璧微瑕，只在閒情一賦」。這就是因作品以牽累作者了。《金瓶梅》一書，在「冷豬肉先生」眼中，當然是萬惡之首，因為它們看這書時，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沒有看見別的什麼。但因相傳此書作者，是預備寫成之後，書角上浸了毒藥去報仇的，於是「冷豬肉先生」又不得不諒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這就是就作者以論作品了。這種批評的態度，真是錯到了十二分以上。我們若不先將這層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筆便差，全盤都錯。我們應當認明：著了書想敲趙樸齋的竹杠，是一筆賬；文筆的好壞，方是《海上花》名下的一筆賬：這就涇渭分明，兩無牽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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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說此書的好處。

一書的好壞，本不是容易評定的。往往同是一書，或同是一書中的某一節，一個人看了以為極好，換一個人看了就以為極壞，而這兩種評論所具有的價值，卻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現在所要說的此書的好處，也不過把我個人的意思，大致寫出些來便了。

我們看這部書，看不到幾頁就可以看出它筆法的新奇。在一般的小說中，遇到了事情繁複時，往往把一事敘了一段，暫且擱下，另說一事；到這另一事說得有些眉目，然後重行擱下，歸還到原先的一事。在本書中卻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歸作這樣的一個程式：

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談話，談得一半，忽然來了一個丙把話頭打斷。等到丙出了門，卻把甲乙二人拋開了，說丙在路上碰到了丁；兩人話不投機，便相打起來。那邊趕來了一個紅頭阿三，將他們一把拉進巡捕房：從此又把丙丁二人拋開了，卻說紅頭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紅頭阿四，如何如何，……自此類推。必須經過許多的波折，然後想方法歸還到最初的甲乙二人所談的事；再經過許多許多的波折，再想方法歸還到巡捕房裡的丙丁二人，以至于紅頭阿三、紅頭阿四等等。

作者自己在例言中說：「全書筆法，自謂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海上奇書》第三期。不錯，凡是讀過《儒林外史》的人，都可以證明這句話一點也不錯。但《儒林外史》中只把這種特別的筆法小小用了一用；到了本書，可就大用特用了。《儒林外史》中用這筆法，只叫它做些簡單的過渡的事，本書中可把它使用得千變萬化、神出鬼沒。因此我們應當承認：這種特別筆法的發明人雖然是《儒林外史》作者，而能將它發揚光大，使它的作用能于表現到最充分的一步的，卻是《海上花》作者。

那麼，用這種筆法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呢？且看作者在例言中自己誇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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