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研究技術也必須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而加以磨練。他們憑藉經驗知道，不同文化的人們在遇到某些情況、並必須對其含義作出判斷時，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間是有巨大差異的。在某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他們會遇到以血緣責任或財務交換為基礎的部落習俗，遠非任何奔放的想象力所曾設想的。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調查親屬關係或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要弄清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的後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從小就受其制約，身體力行，世代相傳，如同其祖先所做的那樣。
人類學者對這種差異、制約及其後果的關注，在研究日本時也可加以利用。現在，無人不感到美國與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異。我們甚至出現這種關於日本的說法：凡是我們幹的，他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個研究者如果相信這種說法，而簡單地認為，差異太離奇，根本不可能瞭解那種民族，這當然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根據自己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最離奇的差異也不會妨礙研究者對它的理解。人類學家比其它社會科學家能夠更好地把差異作為一種「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利用，而不是看作「負值」。制度和民族之間的差異表現越是離奇，他們就越加注意。對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東西他都不會視為當然，這就使得他不會只注意少數選出的事例，而是面向每件事物。在有關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較文化學訓練的人往往忽視許多行為的整個領域。他們總是過於視為理所當然，對日常生活中的細小習慣以及人們對熟悉事物的公認說法都不進行研究。然而，正是這類習慣或公認說法大面積地投射在該民族的銀幕上，影響該民族的未來，其作用遠遠超過外交官所簽訂的各種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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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必須發展研究日常瑣事的技術，因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這些日常瑣事，與他本國相應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當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視為最惡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視為最膽怯的行為時，當他試圖瞭解在特定情況下，他們將如何行動、如何感受時，他就會發現，必須大力進行觀察並注意細節，這些，在對文明民族進行研究時常常是不大注意的。人類學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乃是最關鍵的，並且也知道如何進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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