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集 P 46
歐陽修集
作者：歐陽修
第46，共544。
陰陽反覆，天地之常理也。聖人于陽，盡變通之道；于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于《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景四年〉】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于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景四年〉】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于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景四年〉】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
【春秋論上〈景四年〉】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景四年〉】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
《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于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
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景四年〉】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