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于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為宜貶。公歸，遂為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不能論列。若訥繳進其書，遂坐貶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為《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闢公掌箋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眾。公獨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于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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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為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眾。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為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遷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闕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範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封訪問，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為群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為三司使，有為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絶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敕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敕榜出，自此遂絶。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範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為黨人。公在諫院，為《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于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群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為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別因一札子中備言此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為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匹。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乞減費而葬，以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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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歷三年，禦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為賦題。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奸邪，抑絶僥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敕》，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于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訪察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糧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于河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饋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觔斗，入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為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別得不下司札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為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等亦往往效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師每事鎮重，以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隷河北諸州。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方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于內黃，富公夜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從，故得不死，奈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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