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 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 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 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 其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

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干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 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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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為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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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與佛經相參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 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

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 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癒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 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欽，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疏《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玄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 但韋孟諷諫雲，「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 歷世會同。王赧聽語，實絶我邦。我邦既絶，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後，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赦聽讒受譖，絶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疏如是，盩厔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絶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絶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 「豕韋國于東郡白馬縣，殷末國于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大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 宜正定。大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 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把。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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