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羡慕而倣傚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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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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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綉之玩，而學為鬥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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