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為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為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跡也。考質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誤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為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偽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為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為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為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為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為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為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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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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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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