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蹟，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製，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瀋也。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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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並省事蹟，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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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
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仆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

一、州郡均隷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為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為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僣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為創製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為國史取材；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斯不失為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堤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晁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倫，則即取為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為《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為《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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