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為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首碼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仿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

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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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後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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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章宜歸詳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為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閲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偽《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偽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為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謡；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為一編，均隷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為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為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盍乘間為當事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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