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複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為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裡之志，可焚燬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為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為邪而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多遴僧道以為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為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為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為不謹嚴也。

至於篇末，與傅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複再辨，而強辭不准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辭，故為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為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為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為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為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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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為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為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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