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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全集 第 1 頁


- 前言 ·王澧華·,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 ...
作者:曾國藩 / 頁數:(1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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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澧華·,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別位居中心層與終極層。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于「有什麼」的人較少,而着意于「是什麼」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將有助于大家瞭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致曾紀澤書)。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並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 《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並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釗、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至于《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將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 《全集》本。《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只是大致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註釋本。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註釋之勞稍多。至于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匯入舊版 (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于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于曾國藩晚年的心願。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余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也。如有知舊助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所謂反省自訟,也確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於他年輕時的高自標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 『……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其明證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于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錢仲聯 《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於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別人又做了些什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着,並未專注于詩。直到欽點翰林,始着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闕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於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稍後,曾國藩又致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露才揚己,爭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余于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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