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全集 P 1
曾國藩全集
作者：曾國藩
第1，共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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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澧華·，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別位居中心層與終極層。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于「有什麼」的人較少，而着意于「是什麼」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將有助于大家瞭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致曾紀澤書）。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並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 《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並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釗、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至于《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將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 《全集》本。《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只是大致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註釋本。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註釋之勞稍多。至于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匯入舊版 （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于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于曾國藩晚年的心願。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余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也。如有知舊助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所謂反省自訟，也確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於他年輕時的高自標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 『……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其明證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于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錢仲聯 《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於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別人又做了些什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着，並未專注于詩。直到欽點翰林，始着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闕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於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稍後，曾國藩又致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露才揚己，爭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余于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前言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致曾紀澤書）。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並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 《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並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釗、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至于《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將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 《全集》本。《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只是大致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註釋本。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註釋之勞稍多。至于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匯入舊版 （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于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于曾國藩晚年的心願。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余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也。如有知舊助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所謂反省自訟，也確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於他年輕時的高自標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 『……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其明證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于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錢仲聯 《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於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別人又做了些什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着，並未專注于詩。直到欽點翰林，始着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闕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於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稍後，曾國藩又致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露才揚己，爭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余于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