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 P 70
巴菲特
作者：魯文斯坦
第70，共153。
提問者：好的，因此你們討論一些有關投資學、哲學以及你所投資的項目等問題？
巴菲特：確實如此。
提問者：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買進或賣出些什麼，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狀況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對什麼東西有買賣的興趣，我也知道他的興趣所在。
至於他在某個特定時刻實際做了些什麼，我並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他曾經多次非正式地拜訪證交會，而且似乎有意要協助他的審問者，他很有耐心地對證交會的一位叫勞倫斯。塞德曼的律師解釋藍籌公司這個拼圖遊戲。在他們吃午飯的時候，巴菲特還對塞德曼談起他在華盛頓的年青時代，他零碎地穿插進一些巴氏的哲學觀點，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覺陷入了巴菲特編織的蛛網之中，和貝蒂。
彼得斯當年的情形一樣，塞德曼回憶說：
許多次，我和他圍坐在桌子旁畫圈，他說：「你這兒錯了，它不屬於這個公司，『或者』那個屬於那邊……」。我和他獃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他沒有什麼敵意，是一個可以相處的出色人物——即使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
對於現代的決策者來說，要是在沒有律師陪伴的情況下走進證交會，並且和一個無足輕重的調查者談起自己的案子——事實上這是給調查者提供信息——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發生乃至荒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這種念頭，決策者的律師們都會提出抗議，並且無疑會限制他的這種舉動。當代的精神總是處于猶豫之中，自發的行為早已讓位於謹慎地墨守陳規，產生英雄的時代已經被一種對專門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們再也沒有偉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貼貼的小螞蟻。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種程度上做個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當人們還願意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活動的時候，他覺察到這些現代的輔助部隊——不僅
僅是律師，還有政府公關人員，顧問以及無數其他的顧問——不光在發揮協助的作用，還在進行控制。這些都是他很厭惡的事情，不論成敗與否，巴菲特都不會容忍其他任何人來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個人魅力以外，人們對他的開誠佈公也有很好的反應，同時也因為他從不爭辯而放鬆了對他的戒備，巴菲特並沒有直接反駁塞德曼而是扔還他一塊爛泥。
「拉里，」巴菲特終於說道，「你以你的方法來看，你是對的；這裡面確實有一些技術性的犯規行為。但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來看的話，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但我們並不是故意想去做錯什麼事情。如今，我們該如何解決它呢？」
這個案子在1975年裡一直拖着。證交會又把漁網灑向另一個領域進行捕撈——原始資本基金，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組基金。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已經被各種各樣的混亂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惡夢一旦結束，他告訴證交會說，他渴望能簡化他的事務：
我們希望擁有和現在一樣，但少些混亂的企業。我確實不喜歡亂七八糟的局面。我們做的時候它顯得很簡單，而現在卻遠遠不是那麼簡單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師R.裡克紹沙懇求了結此案。他辯解說巴菲特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不值得做這樣細緻的調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來毫無瑕疵的準備個人稅申報表的記錄與林肯的圓木屋相提並論。
自從他14歲開始為送報紙掙的錢交稅以來，就一直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30年積累起來可以有數百萬美元了，並且他的平均誤差還不超過200美元。
1976年時——調查已經進行了兩年——證交會終於作出了處理。證交會正式指控藍籌公司對韋斯科公司的購買不僅僅是一種投資，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樣，同時還為了阻止兼併（這也的確是事實）。它還宣稱在3周時間內藍籌公司曾人為地抬高韋斯科公司的市場價值。藍籌公司同意以後不再有類似的舉動，沒有對罪行的確認或否定，而只是此類事情的一種慣常處理。
對於證交會認為在藍籌公司交易中受到傷害的韋斯科公司股東，它將支付115000美元。
證交會沒有採取敵對巴菲特的行動。但幾周以後，它又派他去參加一個藍色緩帶研討會，研究公司報表披露實踐的情況。也許，證交會以此來表明對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前兩年一直處于被調查的地位的巴菲特來說，這種待遇已經是非同尋常了。
彷彿一個帶著重新做人的熱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終於結束，也可以說是簡化了這種「混亂」的局面。他把藍籌公司在原始資本基金中的份額脫手出去（已經翻了兩倍）。從此他不再以FMC資金管理者的旁觀者身分出現了，他把韋斯科公司和藍籌公司合併在了一起 （他本來要買下整個韋斯科公司，但應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購進了80％）。
經過兩年的中斷之後，他繼續着手把戴維斯菲爾德商店兼併到伯克希爾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興的是，兼併活動把他和芒格之間的聯盟關係規範化了。為了換取他的戴維斯菲爾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爾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時，巴菲特還把他的好友任命為副主席。芒格繼續留在洛杉磯迫求一種零散的利益，但對於自己在伯克希爾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終很謙虛。「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大多數點子都是沃倫出的。」他說道。
然而對於像巴菲特這樣一個偏狹的人，有聰明過人的芒格在遠處觀察戰況，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併活動同樣也使伯克希爾公司在藍籌印花公司裡佔有了主要的份額。
巴菲特：確實如此。
巴菲特：他知道我對什麼東西有買賣的興趣，我也知道他的興趣所在。
至於他在某個特定時刻實際做了些什麼，我並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他曾經多次非正式地拜訪證交會，而且似乎有意要協助他的審問者，他很有耐心地對證交會的一位叫勞倫斯。塞德曼的律師解釋藍籌公司這個拼圖遊戲。在他們吃午飯的時候，巴菲特還對塞德曼談起他在華盛頓的年青時代，他零碎地穿插進一些巴氏的哲學觀點，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覺陷入了巴菲特編織的蛛網之中，和貝蒂。
彼得斯當年的情形一樣，塞德曼回憶說：
許多次，我和他圍坐在桌子旁畫圈，他說：「你這兒錯了，它不屬於這個公司，『或者』那個屬於那邊……」。我和他獃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他沒有什麼敵意，是一個可以相處的出色人物——即使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
對於現代的決策者來說，要是在沒有律師陪伴的情況下走進證交會，並且和一個無足輕重的調查者談起自己的案子——事實上這是給調查者提供信息——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發生乃至荒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這種念頭，決策者的律師們都會提出抗議，並且無疑會限制他的這種舉動。當代的精神總是處于猶豫之中，自發的行為早已讓位於謹慎地墨守陳規，產生英雄的時代已經被一種對專門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們再也沒有偉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貼貼的小螞蟻。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種程度上做個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當人們還願意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活動的時候，他覺察到這些現代的輔助部隊——不僅
僅是律師，還有政府公關人員，顧問以及無數其他的顧問——不光在發揮協助的作用，還在進行控制。這些都是他很厭惡的事情，不論成敗與否，巴菲特都不會容忍其他任何人來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個人魅力以外，人們對他的開誠佈公也有很好的反應，同時也因為他從不爭辯而放鬆了對他的戒備，巴菲特並沒有直接反駁塞德曼而是扔還他一塊爛泥。
「拉里，」巴菲特終於說道，「你以你的方法來看，你是對的；這裡面確實有一些技術性的犯規行為。但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來看的話，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但我們並不是故意想去做錯什麼事情。如今，我們該如何解決它呢？」
這個案子在1975年裡一直拖着。證交會又把漁網灑向另一個領域進行捕撈——原始資本基金，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組基金。到現在為止，巴菲特已經被各種各樣的混亂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惡夢一旦結束，他告訴證交會說，他渴望能簡化他的事務：
我們希望擁有和現在一樣，但少些混亂的企業。我確實不喜歡亂七八糟的局面。我們做的時候它顯得很簡單，而現在卻遠遠不是那麼簡單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師R.裡克紹沙懇求了結此案。他辯解說巴菲特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不值得做這樣細緻的調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來毫無瑕疵的準備個人稅申報表的記錄與林肯的圓木屋相提並論。
自從他14歲開始為送報紙掙的錢交稅以來，就一直繳納聯邦收入所得稅。30年積累起來可以有數百萬美元了，並且他的平均誤差還不超過200美元。
1976年時——調查已經進行了兩年——證交會終於作出了處理。證交會正式指控藍籌公司對韋斯科公司的購買不僅僅是一種投資，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樣，同時還為了阻止兼併（這也的確是事實）。它還宣稱在3周時間內藍籌公司曾人為地抬高韋斯科公司的市場價值。藍籌公司同意以後不再有類似的舉動，沒有對罪行的確認或否定，而只是此類事情的一種慣常處理。
對於證交會認為在藍籌公司交易中受到傷害的韋斯科公司股東，它將支付115000美元。
證交會沒有採取敵對巴菲特的行動。但幾周以後，它又派他去參加一個藍色緩帶研討會，研究公司報表披露實踐的情況。也許，證交會以此來表明對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於前兩年一直處于被調查的地位的巴菲特來說，這種待遇已經是非同尋常了。
彷彿一個帶著重新做人的熱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終於結束，也可以說是簡化了這種「混亂」的局面。他把藍籌公司在原始資本基金中的份額脫手出去（已經翻了兩倍）。從此他不再以FMC資金管理者的旁觀者身分出現了，他把韋斯科公司和藍籌公司合併在了一起 （他本來要買下整個韋斯科公司，但應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購進了80％）。
經過兩年的中斷之後，他繼續着手把戴維斯菲爾德商店兼併到伯克希爾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興的是，兼併活動把他和芒格之間的聯盟關係規範化了。為了換取他的戴維斯菲爾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爾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時，巴菲特還把他的好友任命為副主席。芒格繼續留在洛杉磯迫求一種零散的利益，但對於自己在伯克希爾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終很謙虛。「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大多數點子都是沃倫出的。」他說道。
然而對於像巴菲特這樣一個偏狹的人，有聰明過人的芒格在遠處觀察戰況，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併活動同樣也使伯克希爾公司在藍籌印花公司裡佔有了主要的份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