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滋病倖存者，想去看看她們的老朋友時，她什麼也沒說，就陪着她到處亂飛。也許是因為她到過許多地方，熱衷於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說「我的日子是在天上過的」。她也照顧舊金山人，曾把一個愛滋病患者領回家護理。

她後半生的遊牧生活不是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過的，而是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個朋友評論道，「他仍然愛她愛得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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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奧馬哈的夥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參加公開活動，這點與巴菲特在奧馬哈時一樣。她每天早上都去當地的動物園照看植物，人們可以看到她穿著牛仔褲和毛衣在那兒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參加社會活動。巴菲特在家時，常獃在起居室邊上的他的「小窩」裡，那兒曾是全家人曬太陽的地方，放著他的書和檔案；還有一個大電視。

他的伙食也很簡單，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是對著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飯也是如此。這種平靜的氣氛讓阿斯其德覺得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穩定了。有一次節日聚會時，沃倫的姐姐多麗絲冒冒失失地問她和沃倫到底是怎麼過的，阿斯其德臉紅了，說沃倫是「一起過日子的最好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凱威特廣場的第14層能安靜點，樸素點，他稱那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世界中心」。儘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個人：兩名秘書，一個出納，三個會計師，一個貿易商，一個財務主管，一個保險經理，格拉迪絲。凱絲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闆。

伯克希爾沒有律師，沒有戰略計劃者，沒有社會僱員，如門衛、司機，情報員和顧問。它沒有連着一堆陰極射線管的分析儀，沒有現代企業有的那些玩意兒。

這些簡樸的作風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為了實現他所謂的「機構機動性」。如果他僱了一層的貿易商，他們就會找點可做的生意；如果僱了律師，他們就會找人打官司。

一個精練的組織使我們把時間都花在業務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協調上。

華爾街曾有個投資銀行家長途跋涉來到這個資本主義堡壘，所見的一切令他終生難忘。他就是來自貝爾斯特恩斯的約翰。奧特，他第一次看到紅獅的時候吃了一驚。與他同來的委託人準備出售一家天然氣公司，當他們告訴旅館門衛要去伯克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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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撒韋時，門衛獃獃地看著他。最後他們總算找到了凱威特廣場，對這座位於比薩餅對面的小樓大感驚訝。那兒屋裏屋外都設有沃倫。巴菲特公司的標誌。

巴菲特穿著雙克馬特鞋接見了他們。簡單寒暄幾句之後，他要求奧特的當事人大概介紹一下情況。巴菲特現在的模樣就很有特色了。他緊閉雙唇，皺起了眉毛，眉頭卻進入了眼鏡框。

聽對方介紹了一個半小時之後，他問了幾個問題。天然氣業的經濟問題很複雜的，它要受法規的制約，同時涉及法律問題和社會問題。奧特事先曾給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瞭解。

噹噹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時，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經濟狀況。奧特發現巴菲特沒帶記事本，也沒有人跑進跑出為他提供支持數據。他唱的是獨角戲。

三四個小時後，巴菲特根據他掌握的情況出了個價。這回又輪到奧特目瞪口獃了，因為一般的總裁不會進行一次會談就出價的。 （最後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有從雜亂無章的線索中緊緊抓住主題的天賦；他簡潔的作風也為這種能耐增色不少。他認為太多的領導人反而會讓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儘管他們可能好意、熱心、聰明。他們做的許多「工作」卻是不必要的。 （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幹的事就不用好好幹。」）他不喜歡猶豫不決，也不

願拉鋸般地討價還價。他的談判風格是想好一個價格，要麼成交要麼告吹，一旦決定絶不改變。

巴菲特和比爾。斯科特兩人負責投資的事，這在其他公司得有幾十個貿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還不是全職工作，他每天3點鐘就要下班去練波爾卡舞。所有情況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靜靜地自己研究，自己做決定（當然也與芒格通通電話討論一下）。

與這麼個一個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當規模的哈佛大學基金會的職員超過100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職員要數他的助手兼秘書格拉迪絲。凱絲。她把所有的來訪者拒之門外，聲音單調地回答着各種問題。

財務主管維恩。麥肯齊是內布拉斯加的弗裡蒙特本地人。他身體瘦小，有一雙藍眼睛，對巴菲特忠貞不二。自60年代以來，麥肯齊從來沒有要求巴菲特加薪。

「如果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他也不滿意的話，那肯定是我錯了。」

麥肯齊乾巴巴地說。（巴菲特在六七十年代給他的薪水極少，但到了1986年，他拿到了19萬8千美元）。

自70年代早期麥肯齊從新貝德福德回到奧馬哈以來，巴菲特從未在他面前大聲說過話，也從沒表明過自己內心想法。「如果我覺得可能會傷害他，我就不說。」麥肯齊說，「但巴菲特是這麼內向，我想與他談那些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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