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1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1，共134。
第一部分：自由與權利
就職演說：論歷史研究
[1]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紀中葉以前的一段時光，那時我正就讀於愛丁堡，熱切地嚮往着這所大學。我向三所學院提出人學申請，然而當時我卻被它們一一回絶。在這裡，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願望；也是在這裡，在這個時隔45年之後更令人愉快的時刻，它們終於實現了。
首先，我要給各位談談也許我有理由稱為近代史之統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歷史觀，對於每個擔任此職的人一踏入門檻就要碰上的問題，這種歷史觀不失為一個方便的解決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輝的名望，使我對這一職位充滿敬畏。
大家經常聽說，近代史是個不能確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領域。沒有起點，因為人類命運是被織成了一張並無縫隙的密網；因為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其進程是持續不斷的，我們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們會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朧朧地看到《獨立宣言》。沒有終點，是因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經發生的歷史和正在發生的歷史，並不能科學地加以分割，若分割開來，便失去意義。
約翰·西利爵士曾說：「政治學若不以史學來開闊視野，便是粗俗的；史學若看不到它與實際政治的關係，便退化為純粹的文學。」每個人都覺得此言不虛。因為政治科學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歷史長河積澱而成的一門科學。而歷史知識，即對經驗所揭示的真理之記載，作為行動的工具和促成未來的力量，是極有實用價值的。在法國，這種重要性被賦予了對我們自身時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規定的當代史課程以及相應的教科書。在促使科學繁榮、政治昌明的勞動分工的漸進過程中，某一天我們也許會在本國發現那一教職的。同時，我們不妨承認兩個時代之間的分界線。因為「當代」在這一點上區別于「近代」：我們不能明確地查知它的許多事實。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誠放棄他們的秘密；總有某個關鍵處無法確知，一代人之後我們才能瞭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報道和外觀表現並不能如實的反映事實。甚至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件，如1870年戰爭，其真實起因仍模糊不清；許多我們信以為真的事情，在過去六個月裡都成為捕風捉影，重要見證人的進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現。歷史學的價值更多地依賴所獲信息的可信性而非豐富性。
在可信性問題之外，是超然性問題。據發現原則和確定其作用的過程並不等於它們在實踐中被應用的過程；我們最神聖最公正的信念，應當在寧靜的空間裡形成，超脫塵世的紛爭與躁動。因為如果一個人在歷史學方面持一種意見，在政治學方面持另一種意見，對國外持一種意見，對國內持另一種意見，一種針對反對派，另一種針對執政派，我們便有理由鄙視他。歷史學要求我們把握永恆的問題，使我們免于侷限短暫易變之物。政治學和歷史學相互交織，但並非不分你我。我們的領域超出國家事務的範圍，並不受政府的管轄。我們的職責是關注和指導觀念的運動；觀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結果而是其原因；我們的職責甚至是優先考慮教會史而非世俗史，因為它涉及更重要的問題，包含着謬誤的嚴重後果，因此是縝密的論述者和優秀的學者所要對待的首要問題。
同樣，如果一種哲學總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歷史中的榮耀作為一部完整的史詩看待，它便是一種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學。然而，每位學者都應當明白，大師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內取得的。孟德斯鳩及其學派用相同的術語稱謂不同的事物，堅稱自由是我們所屬種族的原始狀態，混淆就由這種理論而生。如果我們所要說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觀念而非武力，是賦予歷史學以尊嚴、典雅和知識價值的精神財富，以及它對於提升人類生活的作用，那麼我們就不會用民族現象來解釋普遍現象，用風俗來解釋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講，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第二次迦太基戰爭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幾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隨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個沉默而有遠見的民族的足跡，較之於海西山脈那些用橡果餵豬的蠻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
就職演說：論歷史研究
首先，我要給各位談談也許我有理由稱為近代史之統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歷史觀，對於每個擔任此職的人一踏入門檻就要碰上的問題，這種歷史觀不失為一個方便的解決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輝的名望，使我對這一職位充滿敬畏。
大家經常聽說，近代史是個不能確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領域。沒有起點，因為人類命運是被織成了一張並無縫隙的密網；因為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其進程是持續不斷的，我們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們會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朧朧地看到《獨立宣言》。沒有終點，是因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經發生的歷史和正在發生的歷史，並不能科學地加以分割，若分割開來，便失去意義。
約翰·西利爵士曾說：「政治學若不以史學來開闊視野，便是粗俗的；史學若看不到它與實際政治的關係，便退化為純粹的文學。」每個人都覺得此言不虛。因為政治科學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歷史長河積澱而成的一門科學。而歷史知識，即對經驗所揭示的真理之記載，作為行動的工具和促成未來的力量，是極有實用價值的。在法國，這種重要性被賦予了對我們自身時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規定的當代史課程以及相應的教科書。在促使科學繁榮、政治昌明的勞動分工的漸進過程中，某一天我們也許會在本國發現那一教職的。同時，我們不妨承認兩個時代之間的分界線。因為「當代」在這一點上區別于「近代」：我們不能明確地查知它的許多事實。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誠放棄他們的秘密；總有某個關鍵處無法確知，一代人之後我們才能瞭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報道和外觀表現並不能如實的反映事實。甚至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件，如1870年戰爭，其真實起因仍模糊不清；許多我們信以為真的事情，在過去六個月裡都成為捕風捉影，重要見證人的進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現。歷史學的價值更多地依賴所獲信息的可信性而非豐富性。
在可信性問題之外，是超然性問題。據發現原則和確定其作用的過程並不等於它們在實踐中被應用的過程；我們最神聖最公正的信念，應當在寧靜的空間裡形成，超脫塵世的紛爭與躁動。因為如果一個人在歷史學方面持一種意見，在政治學方面持另一種意見，對國外持一種意見，對國內持另一種意見，一種針對反對派，另一種針對執政派，我們便有理由鄙視他。歷史學要求我們把握永恆的問題，使我們免于侷限短暫易變之物。政治學和歷史學相互交織，但並非不分你我。我們的領域超出國家事務的範圍，並不受政府的管轄。我們的職責是關注和指導觀念的運動；觀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結果而是其原因；我們的職責甚至是優先考慮教會史而非世俗史，因為它涉及更重要的問題，包含着謬誤的嚴重後果，因此是縝密的論述者和優秀的學者所要對待的首要問題。
同樣，如果一種哲學總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歷史中的榮耀作為一部完整的史詩看待，它便是一種包含着智慧和深刻的哲學。然而，每位學者都應當明白，大師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內取得的。孟德斯鳩及其學派用相同的術語稱謂不同的事物，堅稱自由是我們所屬種族的原始狀態，混淆就由這種理論而生。如果我們所要說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觀念而非武力，是賦予歷史學以尊嚴、典雅和知識價值的精神財富，以及它對於提升人類生活的作用，那麼我們就不會用民族現象來解釋普遍現象，用風俗來解釋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講，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第二次迦太基戰爭之前刻在印度岩石上的幾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隨着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個沉默而有遠見的民族的足跡，較之於海西山脈那些用橡果餵豬的蠻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