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裡，我的論點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會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勝，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溫和的技藝，如果事物的發展趨向就是走向動盪和災難，如果世界將宗教自由歸功于荷蘭革命，將立憲政體歸功于英國革命，將聯邦共和制歸功于美國革命，將政治平等歸功于法國革命及其追隨者，那麼，我們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實而專注的學者又該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凱旋使史學家無立足之地。上個世紀那場大革命，通過它的權威闡釋者傑斐遜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學。他們的信徒宣告與歷史決裂，並且隨時打算銷毀歷史文獻，趕走並不礙事的歷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簡直比虛構的故事還要離奇，它表明這並不是史學的末日，而是它的復興。在進步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倒退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一種動力，它使作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學，發揮了較以往無可比擬的更大作用。一場思想領域的運動開始了，它比古代學問的復興更加深入人心，意義也更為重大。主宰着我們生活和勞作的天命，首先體現于對否定發展規律的消極精神的反抗，其次體現于分析並糾正革命，根據歷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對它加以說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義或歷史主義學派之名在德國享有地位的作家，將大革命視作一個反常的插曲，一個時代的錯誤，一種需要用追根尋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們竭力想把斷裂的歷史脈絡再聯結在一起，恢復有機進化的正常狀態。自由主義學派的故鄉是法國，它將大革命辯解為一種真正的進步和全部歷史的成熟果實。這就是那一代人的兩種主要論點，我們把一些觀念和科學方法歸功於他們，而正是這些觀念和科學方法，使得歷史學大大不同於上個世紀人們眼中的歷史學。嚴格而言，創新者並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見多識廣，德蒂耶蒙嚴謹準確，萊布尼茲能力過人，弗里爾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綜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稱大師。然而，在本世紀過去四分之一時，歷史學家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事物頭緒紛繁，我只想特別說明三點，它們構成一個正確的順序。對於如洪水般不斷湧來的不容懷疑的新課題，我無需說些什麼。教皇的秘密檔案在巴黎開放有一些年頭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時間尚未到來，除了檔案員本人，几乎無人接觸過它們。時至1830年，文獻研究才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奧地利處在領先地位。1836年前，米什萊可以稱為先驅，此後即被諸如麥金托什、布霍爾茨和米涅這些對手所超過。30年後，即當1859年的戰爭完成對意大利的分臓時，一個新的更多產的時期開始了。各國雖有先後，但現在都已允許對其文獻進行研究。對溺死的恐懼，已勝過饑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窮盡一生儘量收集已經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養出近代史學的真正大師。一個歷史學家，在他的研究從著作轉向原始資料，從伯內特轉向波考克，從麥考萊轉向坎帕納夫人，從梯也爾轉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會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閲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奧蘇納圖書館或愛爾米塔什博物館的資料。此時此刻我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事情。因為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需要學會的主要不是積累資料的技術，而是分析資料，辨別謊言與真相、可疑與可靠的更為重要的技術。歷史研究充實、匡正和擴展思想所依靠的，不僅是博學多聞，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編纂者、妙筆生花的敘述者、技巧嫻熟的人物描繪者、能言善辯的勸善者等等，如果他們的位置被批判者們所取代，將無異於史學王國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換代。因為，所謂批判者，就是這樣一種人，當他把視線投向一段有趣的陳述時，他是從懷疑它開始的。在他的權威沒有對三個步驟表示認可之前，他是不會放棄懷疑態度。首先他要詢問，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寫下的句子。因為轉述者、編者和編者之上官方的或濫用權力的審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對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這些人沒有過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寫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後來的改動，增加了什麼，刪去了什麼。其次要詢問的是，作者從何處獲得信息。如果來自過去的一個作者，這可以得到查證，但仍要對後者提出相同的質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須追溯它們的來源，當達到了源頭或線索消失時，真實性的問題便出現了。有關作者的性格、社會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動機，也必須予以探究；從「批判」一詞的另一個恰當的含義說，較之於苦役式的、常常是機械的追尋文字來源的工作，這就是所謂更高層次的批判。因為必須把歷史學家當作證人看待，如果他的誠實不可靠，便不足憑信。未證明某人有罪即應視其為無辜，這句格言是不適用於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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