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道路在早年便由《昆廷·杜瓦爾德》 (Quentin Durward)一書所定。他吃驚地發現斯科特筆下的路易十一世與科明尼斯的原始記載不符，於是下定決心，他今後的目標首先就是毫不動搖，死心塌地地遵從他心目中的權威的引領。他要堅決抑制詩人、愛國者、宗教或政治宗派分子的傾向，不支持任何事業，讓著作中完全沒有自己的痕跡，不寫任何旨在滿足個人感情或宣傳一己信念的著作。一位像他一樣也寫過論述宗教改革著作的勤勉的神學家，敬稱他為同道。蘭克拒絶了他的抬舉，說道：「你首先是個基督徒，我首先是個歷史學家，你我相距甚遠。」他是展現出米什萊所謂le desinteressement des morts(死者的超然——原文為法文)的第一位卓越作家。當他能夠做到儘力不做評斷，表明對立的雙方各有理由，將臧否之事留給上帝時，對他而言這堪稱道德上的勝利。他想必會和倫敦的兩位著名醫生產生共鳴，據說他們對某一病例不能確診，於是做出了含糊其辭的說明。患者家長堅持要求有一個明確的答覆。他們回答說，他們無能為力，但他可以輕易找到五十個能夠給出明確答覆的醫生。

尼布爾指出，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寫作的編年史家，曾一度只抄錄一位前人的著述，几乎不知道對權威學者進行甄選或綜合。這個意見在蘭克筆下大為改觀。蘭克以他的眼界和敏鋭的感覺，以一種近代史研究中史無前例的嚴謹態度，仔細審查和剖析了從馬基雅維裡到《一個政治家的回憶錄》 (Mdmoires d’un Hommed’Etat)時代的史家。但是，尼布爾把傳統著述棄之不用，以自己的著作取而代之，而蘭克的使命則是，對於那些他可以在適當範圍內服從的大師，他要去維護(而不是毀壞)和樹立他們的這種地位。蘭克在多篇優秀論文中表現了這種技藝，雖然他的後繼者也可以和他的技藝一爭長短，並且做了更為細緻的工作，他這些論文仍是我們掌握一種技術程序的最佳指導，在今人的記憶中，使近代史研究煥然一新的正是這種技術程序。蘭克的同代人厭倦了他的中立態度和超然風格，厭倦了開創者們借助于蘭克的枴杖所做的那些有益但從屬性的工作；他們認為，這種只需一個人獃在書房裡，几乎不必關心公共生活，只為自己而完成的晦澀難解的初級成果，已經做得夠多了。實踐着這些基本技術的人，也許自有他們的道理。我們這些人，雖然必須掌握此種技術，卻應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學習偉大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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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術因素之外，方法不過是對常識的重複。觀察最優秀的人在各種智力活動中對於方法的運用，是獲得它的最佳途徑。邊沁坦言，他從個人本專業中學得的東西，還不如從林奈和卡倫那裡學到的多；布魯厄姆建議法學學生從研究但丁起步。李比希把他的《有機化學》說成是對密爾《邏輯體系》的實際運用，有位著名的醫生，為避免讓他知道我在議論他，在此姑隱其名，他通過閲讀三本書來豐富自己的醫學頭腦；它們分別是吉本、格羅特和密爾的著作。他還認為，僅靠一門研究，是變不成有修養的人的，他必須受到自然、社會、道德等不同思想形式的薰陶。我引述同僚們的這些金玉良言，是為了感謝他們。既然科學家說從我們這兒有所獲益，我們當然也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不少重要的東西。因為他們能夠表明，如何保證歸納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設和類比。他們掌握著神秘的思想寶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謬誤向真理俯首稱臣，真理雖然緩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風。他們的秘密就是發現的邏輯，展示知識的增長和觀念的發展，人世間的慾望和感情几乎沒有變化，而這些增長和發展才是進步的標誌和歷史的輝煌所在。當他們專注于自己的研究課題，向自己的同儕發表看法時，也常常能給予我們珍貴的啟示。請記住，達爾文只去注意那些給他的道路造成麻煩的文字，一位法國哲學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沒有進展，因為他沒有發現更多的矛盾事實；還有貝爾，他認為謬誤同真理一樣有益，皆應仔細對待，因為謬誤有助于發現新的反對意見；正如羅伯特·鮑爾爵士告誡我們的那樣，我們常常是通過考慮反對意見來學習。法拉第斷言，「在知識領域，不思進取的人只配受到譴責和鄙視。」約翰·亨特的話對我們大家都應有所啟發：「千萬別問我曾經說過什麼，曾經寫過什麼。要是問我現在的看法，我倒是可以給你們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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