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紀初以來，來自各地的作者一直在激勵和充實着我們。法學家們告訴我們演進的連續性法則，它使歷史從諸多偶然事件的排列，變成一個類似於有機體的過程。時至1820年，神學家們開始根據發展的線索修正他們的學說，紐曼說，那是很久以後被進化過程所證實的線索。甚至務實的經濟學家也確信，歷史不是附屬品，而是他們應予探究的實際課題，從而把他們的學科也撒入歷史之河。哲學家聲稱，早在1804年，他們就開始為他們的形而上學的脖子套上了歷史之軛。他們教導說，哲學不過是對歷史上一切哲學思想的正確總結而已，每一種哲學體系都帶有時代的痕跡，關鍵是要把保存至今漂泊無着的真理之光聚集起來，歷史學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哲學，也是哲學的源泉。孔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歷史學支配了哲學便是他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特徵。自從居維葉首次認識到歸納發現的過程與文明進程之間的聯繫以來，科學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它使歷史的思維方式成為時代風氣，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響，由此才出現了「歷史主義」(historicalism)和「歷史意識」(historicai—mindedness)這類令人感到壓抑的名稱。

有些錯誤屬於可以彌補的智力缺陷，對此我應當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因為它們在我們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對事件的前因後果和真實意義缺少強大的理解力，對現實政治家來說是致命的，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則是一場災難，因為他是不能正視現實的政治家。把研究當遊戲，除了毫無意義和啟發性的表面現象，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們普遍如此。因此我們具有一種怪癖，易於忽視並逐漸忘掉確知的事實。試舉一兩個事例即可說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國作家記述了他親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黨的頭上的前後經過。因為當時托利是個惡名，用來稱呼被愛爾蘭政府懸賞緝拿的人；所以如果我過于相信進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這個事例以說明我們的言談舉止有了改進。有一天，提圖斯·歐茨對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為光火。他搜腸刮肚找到一個惡毒的罵名，便開始稱他們為托利黨。這個名稱流傳至今，但是笛福所證明的來源，卻從人們的記憶中失落了，彷彿一個政黨以自己的教父為恥，而另一個政黨並不在乎有人把他們同他的事業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關特拉法爾加戰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達兩天後庇特先生在一群熱情的人簇擁之下去城裡赴宴的事。當大家向這位拯救祖國的首相舉杯祝酒時，他謝絶了那些讚揚，並說：「英國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國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後，她也將以她的榜樣拯救歐洲。」1814年，當這一願望實現之時，有人記起了這位大演說家的最後一次演說，鑄成一枚勛章，把這句話簡化四個拉丁文單詞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歐洲之楷模——原文為法文)。當時，就在庇特先生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時，他聽到法國對德國的大獲全勝和奧地利人在烏爾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斷言，陸地上的抵抗是無望了，現在是把歐陸留給侵略者，依靠我們新的海上帝國的時候了。庇特卻不以為然。他說，只要拿破崙遭到一個國家的抵抗，他就會受到遏阻。他宣稱這個國家就是西班牙，然後英國就會插手。剛從印度回來的韋爾茲利將軍當時在場。十年後，即他已實現了庇特臨終前的明確預見之後，他在巴黎講述了這件事。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是最為令人震驚和最深遠的預見，政治史上這樣的事並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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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再有機會對著今天這樣的聽眾說出我的思考，在一個如此榮幸的場合，演講者難免會讓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張，可以或為一句精巧的雋語，用作結束演講的提示，甚至可能成為一個研究目標。此時此刻，我並沒有考慮那些已成為每個學派專屬財富的閃光箴言，它們是——讀寫皆有益於學習；莫為佳作而自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容並蓄；不以人廢言；偉人面前不氣餒；堅持己見，不懼異見；無證不信；思之慎重於行之慎；惡強善弱，不可輕忽；不為偶像崩塌或真相暴露而動容；以最佳處論能力，以最劣處論人品；防權甚于防魔；以及研究問題參之以時代。例如這些問題：路德思想的來源，培根的科學影響，亞當·斯密的先驅，盧梭的中世紀先師，柏克的傳承，第一批輝格黨人的查實，等等。我想，其中的大多數都無可爭議，也無需詳述。然而，我是受着輿論力量的反對，而對各位發出如下勸誡：不要降低道德水準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着你們個人生活的最終準則去評判別人，不要讓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脫歷史有權施加于邪惡之上的永恆懲罰。減輕罪行和放鬆懲罰的請求恆久存在。每走一步我們都會遇到一些論點，它們姑息養奸，掩飾罪過，混淆是非，誘使正派人墮落。那些企圖迷惑和阻撓我們的人，首先是那些創造了今日之歷史的人。他們樹立了這樣一條原則，只有愚蠢的保守主義者才用過去的觀點來評判現在，只有愚蠢的自由主義者才用現在的觀點評判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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