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由，僅次於宗教，自2460年前雅典的播種至吾族人民收穫成果，一直既是善行的動力，又是罪惡常見的藉口。它是一個成熟文明結出的精美果實，自從理解了這兩個字的涵義的民族決意自由以來，過去了還不到一個世紀。它在每個時代的進步，總是受着它的天敵——無知與迷信、征服欲與貪戀安逸、強人對權力的渴望和窮人對食物的乞討——的阻撓。在漫長的時期裡，自由一直受着完全的壓制，那時各民族正在擺脫原始狀態和外來征服，持久的生存鬥爭剝奪了人們的政治志趣和洞察力，使他們為一口濁湯而急於出售自己的天賦權利，卻不知所棄之物的寶貴。自由的摯友向來寥寥無幾，勝利全都歸功于少數，他們依靠與從旁協助的人結成聯盟而獲勝，而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們不同的目的。這種聯盟總是危險的，有時是災難性的，因為它給予對手正確的反對理由，它會在成功之時因為瓜分勝利成果而點燃紛爭。最持久、最難以克服的障礙，莫過于在真正的自由之性質上存在的不確定性和思想混亂。雖說敵對勢力為禍甚烈，虛假的觀念尤有過之；自由的進步是記錄在知識的增長之中，正如它記錄在法律的改進中一樣。制度的歷史常常是一種欺騙和幻覺的歷史，因為它們的價值取決於產生它們的觀念和維持它們的精神，其名或尚存，其實已亡矣。

近代政治中幾個眾所周知的事例，將說明我的論述為何不涉足立法領域。人們常道，我們的憲法正式形成於1679年，即《人身保護法》通過之時。然而僅僅兩年後，查理二世便成功地擺脫了議會的控制。1789年，就在法國三級會議在凡爾賽召開之時，已中斷數代人之久的西班牙國會(the Spanish Cortes)也舉行了會議，他們有着比《大憲章》更久遠、比平民院更可敬的歷史，但是他們立刻就請求國王不必徵詢他們的意見，憑藉他自己的智慧和權力進行改革。眾人皆謂，間接選舉是保守主義的保障，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國民公會皆產生於間接選舉。又稱，限制選舉權是君主政體的又一公認屏障，而查理十世的議會雖來自9萬選民，卻反抗和推翻了王位；路易·菲利浦的議會雖然產生於25萬選民的憲法，卻諂媚地支持大臣們的反動政策，在一次關鍵性的分組表決中，129名公職人員的票使基佐獲得了多數，而正是這次表決拒絶了改革建議，使君主政體灰飛煙滅。顯然，不取酬金的立法機構，較之於大多數有酬金的歐陸立法機構，具有更大的獨立性。但是在美國，讓一個議員自己掏錢，到千里迢迢物價最昂貴的首府去住上12個月，未免不合情理。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外人看來，美國總統是華盛頓的後繼者，他仍享有費城制憲會議所設計和限定的權力。而事實上，新總統和共和國之父們所設想的首腦的差別之大，已不亞於君主政體和民主政體；因為他可以任免7萬個公職官員；50年前，約翰·昆西·亞當斯僅解僱了兩個人。現在，司法中的賣官鬻爵顯然是不可饒恕的行為；而在往昔的法國君主政體中，那種可惡的做法卻創造了惟一可以抵制國王的群體。官員腐敗可以毀掉一個共和國，而在俄國，它卻有緩解專制主義壓迫之益。在某些條件下，說奴隷制本身是通向自由之路的一個階段，也算不上誇大其辭。因此，我們今晚更多地關注人類鮮活的思想，而不是法令中死板的文字。一個世紀前眾人皆知，一名法官在大法庭上聽訟，當事人要支付三個人的報酬，卻無人意識到此中的邪惡，直到有位年輕的法律家想到，不妨以嚴格的懷疑精神，對造成這種狀況的制度的各部分逐一進行仔細審視和檢查。那束光芒照亮了傑裡米·邊沁清澈而嚴謹的頭腦的日子，是政治日曆上值得紀念的日子，它的重要性超過了許多政治家的全部行政活動。我們可以輕易指出，聖奧古斯丁的一段文字或格老秀斯的隻言片語，其影響要在50個議會的法令之上。我們的事業更多地歸功于西塞羅和塞涅卡、維內和托克維爾，而不是萊克爾加斯的法令或法國的5部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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