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莉莎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信任，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上帝結合起來的，怎麼能拆散呢 。 」莉莎問。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建築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佈的關於她已經死了的謡言。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在「貴族之家」的溫室裡培育出來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這一悲劇的實質已經「不在於必須與自己的軟弱無能鬥爭，而是因為」「與一些概念和道德規範發生了衝突。與這些概念和規範相抗衡，確實連那些堅決果斷。勇敢大膽的人都會感到可怕。」(杜勃羅留波夫)《貴族之家》異常深刻地提出了貴族教育的問題。貴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優秀品質，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篤信宗教。忍讓。順從，拉夫烈茨基的消極無為，就都是這種教育的結果。杜勃羅留波夫正確地指出：「屠格涅夫選擇的。為俄國生活如此熟悉的衝突」應該「成為強有力的宣傳鼓動，促使每一位讀者思索：那些主宰我們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麼意義」。
不過莉莎的「義務」並不僅僅是來自對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負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尋求的並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卻；她認為，她的「義務」是「贖罪」!她對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說：「我什麼都知道，無論是自己的罪孽，還是別人的罪孽，還有爸爸是怎樣聚斂自己的財富，我全都知道。這一切都需要祈禱，以期得到赦免~」於是個人的悲劇就具有了社會意義：在農奴制社會裡，不僅有良知的貴族知識分子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個人幸福，而且幾乎人人都與真正的幸福無緣。「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圍有誰在享福，有誰感到心滿意足 。 」個人幸福幻滅之後，拉夫烈茨基這樣想：正去割草的農人顯然並不幸福，他那個對生活並沒有多少要求的母親，更沒有獲得過真正的幸福~就連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對他說：「你很難過，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並不輕鬆」~總之，在農奴制的社會環境裡，個人幸福是虛幻的，不完滿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學回憶錄》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與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這個敵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稱：這個敵人就是農奴制度。」《貴族之家》譴責了當時的社會制度，因為它庇護潘申和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們孳生繁衍，而扼殺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們渾渾噩噩，屈服順從(瑪蘭尼婭，阿加菲婭，安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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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筆法」展示了貴族階級日趨沒落的過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誰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經是「不管幹什麼，全都白搭」了。他的父親先是受了法國式的教育，腦子裡裝滿了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然而那些「深奧的道理」「沒有和他的血液溶為一體，沒有深入他的心靈，沒有形成堅定不移的信念」；在國外待了幾年以後，他又成了崇拜英國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國的制度和方法來改造俄國；可是十二月黨人遭到鎮壓後，他立刻燒燬了從國外帶回的一切計劃和來往信件，躲到自己的莊園裡，閉門不出，「在省長大人面前嚇得戰戰兢兢」~最後「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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