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論 P 7
幸福論
作者：羅素
第7，共52。
這幾句詩的匿名作者並不是在給無神論尋找答案，也不是為宇宙尋找鑰匙；他不過是在自我陶醉。愛情不僅是快樂之源，它的喪失也是痛苦之源。其次，愛情之所以被人稱頌，還因為它能給所有最美的事物帶來更高的價值，如音樂、高山日出、皓月當空的大海。一個從來沒有和他喜愛的女子一起享受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體會出這些事物所具有的無窮鞋力。
同時，愛情還能打碎自我的堅厚外殼，因為它是一種生物本能的合作，在實現對方的本能目標時，需要雙方共同的投入。在不同的時期，有過各種形式的獨身主義哲學，有的高尚，有的並不那麼高尚。斯多葛主義者和早期基督徒認為，個體能夠實現人生的最高的善，這只要通過自己的意志就行，而不要整個人類的幫助。有些人把權力當作生活的目的，有些人則把個人享樂當作生活的目的。
在一定的意義上，所有這些都是獨身主義哲學，即提倡每一個單獨的個人通過自己便可達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體的努力。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觀點，不管是在道德理論方面，還是在人的本能的積極表現方面，都是不對的。人的生存有賴于合作，況且大自然賦予了人——雖然尚有不足之處——這種本能器官，通過它，合作所需要的友誼才能產生。愛情是導致合作的首要的和最為普通的形式；那種曾經用心體驗過愛情的人，是不會滿足於這種哲學的，即主張勿需所愛的人的合作也能達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的哲學。
在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為強烈，但父母情感至多不過是父母之間的愛情結晶。我不謊稱最高形式的愛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愛所揭示的價值一定還未為人知曉，懷疑論也並未觸及這一價值，雖然那些懷疑論者無此能力，但他們卻錯誤地把自己的無能歸之於懷疑主義。
喜愛是永恆的火焰，
在心靈裡永遠燃燒；
從不倦意，從不熄滅，從不冷卻，
從不對自己厭惡煩惱。
下面我來談談克魯奇先生對於悲劇的看法。他堅持認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亞的《陣爾王》要遜色得多，對此我完全同意。“再強的表現力，再偉大的語言天賦，也不能將易卜生變成莎士比亞。後者用以創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類尊嚴觀念，他對人類情感重要性的意識，他對人類生活的廣闊性的洞察——這一切沒有也不會存在於易卜生那兒，因為它們即使在地的同時代人那兒沒有也不可能存在。
隨着世紀的交替，神低、人類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縮小了。這不是因為現代藝術的現實主義信念促使我們尋找平庸的人們，而是因為人類的平庸通過某一過程加到了我們頭上，正是這同一過程，導致了我們的想像力據以證明自身的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發展。”毫無疑問，舊式的專以描寫五公貴族及其悲哀的悲劇不再適合於我們的時代了。當我們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去對待無名之輩的悲哀時，效果當然就不一樣了。
然而，其原因並不在於我們對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後，正相反，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再把某些個人看作偉人，似乎只有他們才擁有悲劇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則只勤勞苦作，以便產生出少數人的偉大崇高來。莎士比亞說過：
乞丐死的時候，天上不會有彗星出現；
君王之死，蒼天也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這種觀點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種實際上很普遍的、為莎士比亞本人從心底里認
同的看法。因此詩人辛納之死的喜劇性的，而凱撒、布魯國和卡修斯的死則是悲劇性的。對我們來說，個體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種不僅體現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們的信念之中的觀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劇不是與個人、而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
以恩斯特·托勒的劇本《大眾與人》為例，我並不認為它比得上歷史上最輝煌時期產生的最優秀的作品，但是我確信它是經得起比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實際的，它關注英雄行為，正如亞裡士多德曾經說過的，「用憐憫和恐怖淨化讀者的心靈」。由於舊的技巧、舊的傳統必須被人拋棄；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眾與人》這種現代悲劇的例子還是很少見的。要寫悲劇，作者必須有悲劇的情懷。要有悲劇的情懷，他就必須意識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僅用自己的心靈，還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體驗。
克魯奇先生在他的書中不斷地談到絶望，人們不禁為他對悲慘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動；但是他的悲慘世界乃是基于這一事實，即面對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數文人還沒有學會如何去感知舊的情感。刺激當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裡。文人小圈子與社會生活之間沒有重要的接觸，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種嚴肅的深度，要使悲劇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產生的話，這種接觸是必不可少的。對那些才華橫溢但又迷們困惑、無所適從的年輕人，我的告誡是：“放棄創作的企圖，相反地，儘量一字不寫。
走進大千世界；去做一個海盜、一個
同時，愛情還能打碎自我的堅厚外殼，因為它是一種生物本能的合作，在實現對方的本能目標時，需要雙方共同的投入。在不同的時期，有過各種形式的獨身主義哲學，有的高尚，有的並不那麼高尚。斯多葛主義者和早期基督徒認為，個體能夠實現人生的最高的善，這只要通過自己的意志就行，而不要整個人類的幫助。有些人把權力當作生活的目的，有些人則把個人享樂當作生活的目的。
在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更為強烈，但父母情感至多不過是父母之間的愛情結晶。我不謊稱最高形式的愛情是普遍的，但我可以肯定，最高形式的愛所揭示的價值一定還未為人知曉，懷疑論也並未觸及這一價值，雖然那些懷疑論者無此能力，但他們卻錯誤地把自己的無能歸之於懷疑主義。
喜愛是永恆的火焰，
在心靈裡永遠燃燒；
從不倦意，從不熄滅，從不冷卻，
從不對自己厭惡煩惱。
下面我來談談克魯奇先生對於悲劇的看法。他堅持認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亞的《陣爾王》要遜色得多，對此我完全同意。“再強的表現力，再偉大的語言天賦，也不能將易卜生變成莎士比亞。後者用以創作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類尊嚴觀念，他對人類情感重要性的意識，他對人類生活的廣闊性的洞察——這一切沒有也不會存在於易卜生那兒，因為它們即使在地的同時代人那兒沒有也不可能存在。
隨着世紀的交替，神低、人類和自然都令人莫名其妙地縮小了。這不是因為現代藝術的現實主義信念促使我們尋找平庸的人們，而是因為人類的平庸通過某一過程加到了我們頭上，正是這同一過程，導致了我們的想像力據以證明自身的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發展。”毫無疑問，舊式的專以描寫五公貴族及其悲哀的悲劇不再適合於我們的時代了。當我們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去對待無名之輩的悲哀時，效果當然就不一樣了。
然而，其原因並不在於我們對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後，正相反，是由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再把某些個人看作偉人，似乎只有他們才擁有悲劇激情，其他所有的人則只勤勞苦作，以便產生出少數人的偉大崇高來。莎士比亞說過：
乞丐死的時候，天上不會有彗星出現；
君王之死，蒼天也為之感念。
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這種觀點即使不完全被人信崇，至少表白了一種實際上很普遍的、為莎士比亞本人從心底里認
同的看法。因此詩人辛納之死的喜劇性的，而凱撒、布魯國和卡修斯的死則是悲劇性的。對我們來說，個體之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種不僅體現于外部形式中，而且深入了我們的信念之中的觀念。因此，今日的大悲劇不是與個人、而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
以恩斯特·托勒的劇本《大眾與人》為例，我並不認為它比得上歷史上最輝煌時期產生的最優秀的作品，但是我確信它是經得起比較的；它是崇高的、深造的、實際的，它關注英雄行為，正如亞裡士多德曾經說過的，「用憐憫和恐怖淨化讀者的心靈」。由於舊的技巧、舊的傳統必須被人拋棄；但又不能代之以平庸之物，因而像《大眾與人》這種現代悲劇的例子還是很少見的。要寫悲劇，作者必須有悲劇的情懷。要有悲劇的情懷，他就必須意識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僅用自己的心靈，還得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去體驗。
克魯奇先生在他的書中不斷地談到絶望，人們不禁為他對悲慘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動；但是他的悲慘世界乃是基于這一事實，即面對新的刺激，他和大多數文人還沒有學會如何去感知舊的情感。刺激當然存在，但不在文人圈子裡。文人小圈子與社會生活之間沒有重要的接觸，而人的情感要想有一種嚴肅的深度，要使悲劇情感和真正的幸福感得以產生的話，這種接觸是必不可少的。對那些才華橫溢但又迷們困惑、無所適從的年輕人，我的告誡是：“放棄創作的企圖，相反地，儘量一字不寫。
走進大千世界；去做一個海盜、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