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論 P 40
幸福論
作者：羅素
第40，共52。
一個不顧一切地、斷然地當起了母親的女人，會發現她自己與前幾代女人不同，面臨着一種全新的、可怕的問題，即難以找到稱心如意的家庭仆傭。這一問題的結果是，她忙於家務事，被迫去從事那些與其能力和所受的教育全然不相稱的瑣碎活兒，或者，如果她不用親自動手的活，她也會因為呵責那些懶惰的傭人而壞了情緒。為了照顧孩子的身體，如果她花精力去瞭解這種事，她會發現，要是不狠心去冒極大的危險，就根本不可能把孩子交給保姆，甚至象清潔與衛生這些最簡單的事，除非有錢僱請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傭人，也不能由別人來做。一個被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搞得心神疲憊的女人，如果她沒有因此而喪失其扭力和大半的聰明，那麼她實在是太幸運了，因為如果這個女人常常僅僅忙於親自操持家務的話，就會變得令丈夫厭惡，令孩子嫌棄。
丈夫傍晚下班回來，聽著整天呼叨着煩惱事，會對老婆膩煩，而如果一句嘮叨話也聽不到，又以為老婆是個糊塗蟲。至于她和孩子們的關係，她為了他們做出的種種犧牲那麼清晰地印在腦海裡，以至于她几乎必然會向他們提出過分的要求。同時，由於關心瑣碎家務事而形成的習慣，使她遇事大驚小怪，心胸狹窄。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中最為嚴重的遭遇：為家辛苦操勞，結果反而失卻了一家之愛；要是她不問家務，保持着快活與柔順，他們或許還會愛着她。
這些問題實質上屬於經濟問題，另一几乎同洋令人煩惱的問題也屬於同一性質。我指的是由於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造成的種種困難。
在中世紀，城鎮象今天的鄉村一樣開闊，孩子們現在還唱着這首歌謡：
保羅塔尖一棵樹，
蘋果密得民不入，
倫敦城裡小娃娃，
拿着長模來敲下。
翻着籬笆趕緊逃，
一直跑到倫敦橋。
聖保羅教堂的塔尖已蕩然無存，它和倫敦橋之間的籬笆也早已消失。倫敦城裡的小孩子們能夠享受到這首歌謡所描繪的那種快樂，已經是好幾百年前的事了；但大多數人還住在鄉下，這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城鎮並不很大；從城內很容易就到了鄉村，在城裡也很容易就可以發現緊挨着住宅區的公園。但是現在，美國的城市居民人數遠遠多於鄉村。
在美國，這一情形尚不嚴重，但城市人口也正在迅猛增加，像倫敦、紐約這樣的占地極為遼闊的大城市，出城需要很長的時間。居住在城市裡的居民們常常不得不滿足於擁有一套公寓，當然，這公寓不沾一絲泥土氣息。收入低下的居民則只能滿足於極為狹小的空間。如果他們有小孩子，公寓裡的生活就會變得困難起來。
沒有房子供給孩子們玩耍，也沒有房子供父母避開孩子們的吵閙。從而工薪階層的人越來越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區。這從孩子們的觀點看來當然是極為愜意的事，但卻給成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辛苦，從而大大削弱了他在家裡的作用。
不過我不願討論如此廣泛的經濟問題，因為它們在我們關心的話題之外，這個話題簡單說來就是：個人在此時此境能夠做些什麼，才能找到幸福？當我們談及現今存在於父母與孩子之；司的關係中的心理困境時，我們便接近了這一話題，而這些心理困境實際上是民主所造成的各種問題之一。過去，社會上存在着主人和奴隷：主人決定應該做什麼，而且總的說來，主人還是喜歡自己的奴隷的，因為奴隷給予他們幸福。奴隷們可能憎恨自己的主人，但這並不像民主理論所推測的那樣普遍。然而就算他們憎恨主人，主人對此也一無所知，因而不管怎樣主人總是幸福的。
自從民主理論被廣泛接受，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一貫馴服的奴隷不再馴服了，一貫對自己的權利毫不懷疑的主人也變得猶移不定。在雙方之間，衝突發生了，不幸也隨之而來。我並不是說，所有這些觀點都旨在反對民主制度．因為這些問題中的困境實在是任何重大的轉型時期都無法避免的。但抹殺這一事實也肯定是毫無益處的，即：當轉型在繼續，它使得世界充滿不幸。
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的變化，是民主思想廣泛傳播的典型例證之一。父母不再肯定自己擁有針對孩子們的特權，孩子們也不再感到自己有義務對父母表示尊敬。服從的美德以前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它不再流行了，而且理當如此。精神分析學使得受過教育的父母驚慌失措，生怕在不知不覺中對孩子造成傷害。
如果他們親吻孩子，這可能造成戀母情結；假如不親吻，又可能引起孩子們的嫉妒。如果做父母的命令孩子們去做什麼事，可能產生負罪感；假如不命令，孩子又會架上不受父母歡迎的習慣。當他們看見嬰兒吮吸大拇指時，他們得出無數可怕的解釋，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阻止他c一向威嚴的父母，現在變得軟弱無能、焦慮不安，內心充滿了惶惑猶疑。古老而純樸的歡樂一去不復返了。
而且由於單身女子的新型自由，女子在決定做母親的時候，要比以前作出更大的犧牲。在這些情形之下，謹小慎微的母親對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莽撞的母親又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自己的本能的愛而變得羞羞答答；後者卻想在孩子們身上補償自己忍痛捨棄的快樂。在前者的情況下，孩子的愛沒有得到滿足；在後者的情況下，孩子的愛又受到過度的刺激。
總之兩者都不存在那種唯有完美無缺的家庭才能提供的樸實無華的幸福。
丈夫傍晚下班回來，聽著整天呼叨着煩惱事，會對老婆膩煩，而如果一句嘮叨話也聽不到，又以為老婆是個糊塗蟲。至于她和孩子們的關係，她為了他們做出的種種犧牲那麼清晰地印在腦海裡，以至于她几乎必然會向他們提出過分的要求。同時，由於關心瑣碎家務事而形成的習慣，使她遇事大驚小怪，心胸狹窄。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中最為嚴重的遭遇：為家辛苦操勞，結果反而失卻了一家之愛；要是她不問家務，保持着快活與柔順，他們或許還會愛着她。
在中世紀，城鎮象今天的鄉村一樣開闊，孩子們現在還唱着這首歌謡：
保羅塔尖一棵樹，
蘋果密得民不入，
倫敦城裡小娃娃，
翻着籬笆趕緊逃，
一直跑到倫敦橋。
聖保羅教堂的塔尖已蕩然無存，它和倫敦橋之間的籬笆也早已消失。倫敦城裡的小孩子們能夠享受到這首歌謡所描繪的那種快樂，已經是好幾百年前的事了；但大多數人還住在鄉下，這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時，城鎮並不很大；從城內很容易就到了鄉村，在城裡也很容易就可以發現緊挨着住宅區的公園。但是現在，美國的城市居民人數遠遠多於鄉村。
在美國，這一情形尚不嚴重，但城市人口也正在迅猛增加，像倫敦、紐約這樣的占地極為遼闊的大城市，出城需要很長的時間。居住在城市裡的居民們常常不得不滿足於擁有一套公寓，當然，這公寓不沾一絲泥土氣息。收入低下的居民則只能滿足於極為狹小的空間。如果他們有小孩子，公寓裡的生活就會變得困難起來。
沒有房子供給孩子們玩耍，也沒有房子供父母避開孩子們的吵閙。從而工薪階層的人越來越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區。這從孩子們的觀點看來當然是極為愜意的事，但卻給成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辛苦，從而大大削弱了他在家裡的作用。
不過我不願討論如此廣泛的經濟問題，因為它們在我們關心的話題之外，這個話題簡單說來就是：個人在此時此境能夠做些什麼，才能找到幸福？當我們談及現今存在於父母與孩子之；司的關係中的心理困境時，我們便接近了這一話題，而這些心理困境實際上是民主所造成的各種問題之一。過去，社會上存在着主人和奴隷：主人決定應該做什麼，而且總的說來，主人還是喜歡自己的奴隷的，因為奴隷給予他們幸福。奴隷們可能憎恨自己的主人，但這並不像民主理論所推測的那樣普遍。然而就算他們憎恨主人，主人對此也一無所知，因而不管怎樣主人總是幸福的。
自從民主理論被廣泛接受，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一貫馴服的奴隷不再馴服了，一貫對自己的權利毫不懷疑的主人也變得猶移不定。在雙方之間，衝突發生了，不幸也隨之而來。我並不是說，所有這些觀點都旨在反對民主制度．因為這些問題中的困境實在是任何重大的轉型時期都無法避免的。但抹殺這一事實也肯定是毫無益處的，即：當轉型在繼續，它使得世界充滿不幸。
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的變化，是民主思想廣泛傳播的典型例證之一。父母不再肯定自己擁有針對孩子們的特權，孩子們也不再感到自己有義務對父母表示尊敬。服從的美德以前是毋庸置疑的，現在它不再流行了，而且理當如此。精神分析學使得受過教育的父母驚慌失措，生怕在不知不覺中對孩子造成傷害。
如果他們親吻孩子，這可能造成戀母情結；假如不親吻，又可能引起孩子們的嫉妒。如果做父母的命令孩子們去做什麼事，可能產生負罪感；假如不命令，孩子又會架上不受父母歡迎的習慣。當他們看見嬰兒吮吸大拇指時，他們得出無數可怕的解釋，但又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阻止他c一向威嚴的父母，現在變得軟弱無能、焦慮不安，內心充滿了惶惑猶疑。古老而純樸的歡樂一去不復返了。
而且由於單身女子的新型自由，女子在決定做母親的時候，要比以前作出更大的犧牲。在這些情形之下，謹小慎微的母親對孩子要求太少，而唐突莽撞的母親又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自己的本能的愛而變得羞羞答答；後者卻想在孩子們身上補償自己忍痛捨棄的快樂。在前者的情況下，孩子的愛沒有得到滿足；在後者的情況下，孩子的愛又受到過度的刺激。
總之兩者都不存在那種唯有完美無缺的家庭才能提供的樸實無華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