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奧尼索斯或者說巴庫斯，原來是色雷斯的神。色雷斯人遠比不上希臘人文明，希臘人把色雷斯人看成是野蠻人。正象所有的原始農耕者一樣，他們也有各種豐收的祭儀和一個保護豐收之神。他的名字便是巴庫斯。巴庫斯究竟是人形還是牛形，這一點始終不太清楚。當他們發現了製造麥酒的方法時，他們就認為酣醉是神聖的，並讚美着巴庫斯。後來他們知道了葡萄而又學會了飲葡萄酒的時候，他們就把巴庫斯想像得更好了。於是他保護豐收的作用，一般地就多少變成從屬於他對於葡萄以及因酒而產生的那種神聖的顛狂狀態所起的作用了。

對於巴庫斯的崇拜究竟是什麼時候從色雷斯傳到希臘來的，我們並不清楚，但它似乎是剛剛在歷史時期開始之前。對巴庫斯的崇拜遇到了正統派的敵視，然而這種崇拜畢竟確立起來了。它包含着許多野蠻的成份，例如，把野獸撕成一片片的，全部生吃下去。它有一種奇異的女權主義的成份。有身分的主婦們和少女們成群結隊地在荒山上整夜歡舞欲狂，那種酣醉部分地是由於酒力，但大部分卻是神秘性的。丈夫們覺得這種做法令人煩惱，但是卻不敢去反對宗教。這種又美麗而又野蠻的宗教儀式，是寫在幼利披底的劇本《酒神》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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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庫斯在希臘的勝利並不令人驚異。正象所有開化得很快的社會一樣，希臘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臘人，發展了一種對於原始事物的愛慕，以及一種對於比當時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為本能的、更加熱烈的生活方式的熱望。對於那些由於強迫因而在行為上比在感情上來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理性是可厭的，道德是一種負擔與奴役。這就在思想方面、感情方面與行為方面引向一種反動。這裡與我們特別有關的是思想方面的反動，但是關於感情與行為方面的反動要先談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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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之所以與野蠻人不同，主要的是在於審慎，或者用一個稍微更廣義的名詞，即深謀遠慮。他為了將來的快樂，哪怕這種將來的快樂是相當遙遠的，而願意忍受目前的痛苦。這種習慣是隨着農業的興起而開始變得重要起來的；沒有一種動物，也沒有一種野蠻人會為了冬天吃糧食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極少數純屬本能的行動方式，例如蜜蜂釀蜜，或者松鼠埋栗子。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有深謀遠慮；它只有一種直接行動的衝動，這對一個人類觀察者來說，顯然在後來證明了是有用的。唯有當一個人去做某一件事並不是因為受衝動的驅使，而是因為他的理性告訴他說，到了某個未來時期他會因此而受益的時候，這時候才出現了真正的深謀遠慮。打獵不需要深謀遠慮，因為那是愉快的；但耕種土地是一種勞動，而並不是出於自發的衝動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文明之抑制衝動不僅是通過深謀遠慮（那是一種加于自我的抑制），而且還通過法律、習慣與宗教。這種抑制力是它從野蠻時代繼承來的，但是它使這種抑制力具有更少的本能性與更多的組織性。某些行動被認為是犯罪的，要受到懲罰，另外又有些行動雖然不受法律懲罰，但被視為是邪惡的，並且使犯有這種罪行的人遭受社會的指責。私有財產制度帶來了女性的從屬狀態，同時通常還創造出來一個奴隷階級。一方面是把社會的目的強加給個人，而另一方面，個人已經獲得了一種習慣把自己的一生視為是一個整體，於是越來越多地為著自己的未來而犧牲自己的目前。

很顯然的，這種過程可以推行得很過分，例如守財奴便是如此。但是縱使不推行到這樣的極端，審慎也很容易造成喪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巴庫斯的崇拜者就是對於審慎的反動。在沉醉狀態中，無論是肉體上或者是精神上，他都又恢復了那種被審慎所摧毀了的強烈感情；他覺得世界充滿了歡愉和美；他的想象從日常顧慮的監獄裡面解放了出來。舉行巴庫斯禮便造成了所謂的「激情狀態」，這個名詞在字源上是指神進入了崇拜者的體內，崇拜者相信自己已經與神合而為一。人類成就中最偉大的東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種沉醉的成份①，某種程度上的以熱情來掃除審慎。沒有這種巴庫斯的成份，生活便會沒有趣味；有了巴庫斯的成份，生活便是危險的。審慎對熱情的衝突是一場貫穿著全部歷史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我們不應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在思想的領域內，清醒的文明大體上與科學是同義語。但是毫不攙雜其他事物的科學，是不能使人滿足的；人也需要有熱情、藝術與宗教。科學可以給知識確定一個界限，但是不能給想象確定一個界限。在希臘哲學家之中，正象在後世哲學家中一樣，有些哲學家基本上是科學的，也有些哲學家基本上是宗教的；後者大部分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受到巴庫斯宗教的影響。這特別適用於柏拉圖，並且通過他而適用於後來終於體現為基督教神學的那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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