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承認這種情形在現存的世界之中是真的，但是他堅持說這只能歸咎于別人，而不能歸咎于哲學家；在一個有智慧的社會裡，哲學家就不會顯得愚蠢了；只有在愚蠢的人中間，有智慧的人才被認為是缺少智慧的。

我們在這種二難推論裡應該怎麼辦呢？我們的理想國可以有兩種開國的方式：一種是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另一種是統治者成為哲學家。作為一個開端，前一種方式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還不曾哲學化的城邦裡，哲學家是不受歡迎的。但是一個天生的君主卻可.以.是一個哲學家，而且「有一個就夠了；只要有一個人能使一個城邦服從他的意志，那末他就可以實現為這個世界所如此之難於置信的理想政體」。柏拉圖希望能在敘拉古的僭主小狄奧尼修斯的身上發見這樣一位君主，但是這位年青的君主結果卻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在《國家篇》的第六卷和第七卷裡，柏拉圖談的是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哲學，第二，一個品質相宜的青年男子或女子，怎樣才能夠被教育成為一個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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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圖，哲學乃是一種洞見，乃是「對真理的洞見」。它不純粹是理智的；它不僅僅是智慧而且是愛智慧。斯賓諾莎的「對上帝的理智的愛」大體也同樣是思想與感情的這種密切結合。凡是做過任何一種創造性的工作的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經驗過一種心靈狀態；這時經過了長期的勞動之後，真理或者美就顯現在，或者彷彿是顯現在一陣突如起來的光榮裡，——它可以僅是關乎某種細小的事情，也可能是關乎全宇宙。在這一剎那間，經驗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事後可能又有懷疑，但在當時卻是完全確鑿可信的。我以為在藝術上、在科學上、在文學上以及在哲學上，大多數最美好的創造性的工作都是這樣子的一剎那的結果。它對別人是不是來得也象對我個人那樣，我不能肯定。就我而論，我發現當我想對某個題目寫一本書的時候，我必須先使自己浸沉于細節之中，直到題材的各部分完全都熟悉了為止；然後有一天，如果我有幸的話，我便會看到各個部分都恰當地相互聯繫成一個整體。這時以後，我只須寫下來我看見的東西就行了。最近似的類比就是先在霧裡走遍了一座山，直到每一條道路、山嶺和山谷一一地都已經非常熟悉了，然後再在光天化日之下，從遠處來清晰地整個地觀看這座山。這種經驗我相信對於優秀的創造性的工作乃是必要的，但僅僅有它卻是不夠的；它所帶來的那種主觀上的確實可靠性，確乎也可以致命地把人引入歧途。威廉.詹姆士描寫過一個人從笑氣裡面所得的經驗；這個人只要一受笑氣的作用，就知道了全宇宙的秘密，但是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就又把它忘記了。最後他以極大的努力，乘看這種景象還未消失，就把秘密寫了下來。等到完全清醒過來以後，他趕忙去看他寫的是什麼。他寫下的是：「整個都是一股石油的氣味」。看來好象是一種突如起來的洞見的東西，很可能是把人引入歧途的，所以當這場神聖的沉醉過去之後，就必須加以嚴格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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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圖寫他的《國家篇》的時候，他是完全信賴他所見到的景象的，但為了把它的性質傳達給讀者，他的這種景象最後就需要有一個比喻來幫忙，那就是洞穴的比喻。為了引到這一步，他利用了各式各樣的預備性的討論，以便使讀者看出理念世界必要性。

首先，他把理智世界和感覺世界劃分開來；然後又把理智和感官－知覺各分為兩種。兩種感官－知覺，我們可以不必去管它；兩種理智便分別地叫做「理性」和「悟性」。這兩種之中，理性是更高級的；它只涉及純粹的理念，而它的方法是辯證的。悟性便是數學裡所運用的那種理智，它之所以低於理性就在於它使用的假設是它自身所不能加以驗證的。例如在幾何學裡我們說：「假設ABC是一個直線三角形」。如果要問ABC實際上是.不.是.一個直線三角形，那就不合規矩了；儘管如果它是我們所作的一個圖形的話，我們有把握說它絶不是一個直線三角形，因為我們不能畫出絶對的直線來。因而數學永遠不能告訴我們實際有.什麼，而只能告訴我們，如果……，則會.有什麼。在感覺世界裡並沒有直線，所以如果數學要具有比假設的真理更多的東西的話，我們就必須在一個超感的世界裡找出超感的直線之存在的證據來。悟性是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但是按照柏拉圖說，理性則可以做到這一點。理性證明了在天上有一個直線三角形，有關它的幾何命題我們可以絶對地、而不是假設地加以肯定。在這一點上，有一個困難似乎沒有逃過柏拉圖的注意，而且這個困難對於近代唯心主義的哲學家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①我們已看到「神」僅只創造了一個床，因而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設想他只創造了一條直線。但是如果天上有一個三角形，那末他必須至少創造了三條直線。幾何學的對象雖然只是理想的，卻必須存在於許多的事例之中；我們必須有兩.個。

圓相交的可能性，等等。這就提示了在柏拉圖的理論裡，幾何學應該是不能達到最後的真理的，並應該是被貶斥為只屬於現象研究的一部分的。然而我們可以略過去這一點，因為柏拉圖對這一方面的答案是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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