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蘇格拉底，你聽聽我們這些把你養大成人的人們的話吧。不要先想到自己的生命和孩子，然後才想到正義；應該先想到正義，這樣你在九泉之下的君主面前才能證明你自己正直。因為你若是做出了克利陀所勸你的話，那末無論是你，還是你的親人，在這一生都不會再幸福、再聖潔、或者再正直，也不會在來生幸福。現在你要是能清白無辜地離去，那末你就是一個受難者而不是一個作惡者；你就不是一個法律之下的犧牲者而是眾人之下的犧牲者。但是如果你要以怨報怨、以仇報仇，破壞了你和我們所訂的契約和協定，並且傷害了你本來最不應該傷害的人，那就是說，傷害了你自己、你的朋友和你的國家；那末只要你在世一天，我們就要懷恨你一天；而且我們的兄弟們，即陰世的法律也要把你當作敵人來對待；因為他們將會知道你已經盡了你的力量來毀滅我們了。蘇格拉底說，這個聲音「我彷彿聽見是在我的耳中嗡嗡作響，好象是神秘者耳中的笛聲那樣」。因而他就決定，他的責任是留下來甘心接受死刑。

在《斐多篇》裡，最後的時辰到來了，他的枷鎖除去了；他獲得允許可以和他的朋友們自由談話。他把他哭哭啼啼的妻子送了出去，為的是使她的憂傷不致于打攪他們的討論。蘇格拉底一開頭就說，雖然任何一個有哲學精神的人都不怕死，而是相反地會歡迎死；然而他卻不想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那被認為是非法的。他的朋友就問他，為什麼自殺被認為是非法的；他的答覆與奧爾弗斯派的學說相符合，而那也几乎恰好是一個基督徒所要說的話。「有一種秘密流傳的學說，說人就是囚犯，人是沒有權利打開門逃跑的；這是一個我不大瞭解的大秘密」。他把人和神的關係比作是牛羊對於主人的關係，他說如果你的牛自由行動了結了它自己的性命，你會生氣的；因此「就可以有理由說一個人應該等待，而不可了結自己的生命，要等候神來召喚他，就象現在神在召喚着我那樣」。他對死並不感到憂戚，因為他相信「首先我是到別的智慧而善良的神那兒去，（我對這一點正象我對任何這類事情那樣，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其次（雖說對這一點我並不那麼有把握）我是到已經故去了的人們那兒去，他們比起我在身後留下來的那些人要好得多。我懷着美好的希望，希望還有別的事物在等待着死者，那些事物對於善人要比對於惡人更加美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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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說，死就是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在這上面我們就遇到了柏拉圖的二元論：即，實在與現象，理念與感覺對象，理智與感官知覺，靈魂與身體。這些對立都是相聯繫着的：在每一組對立中，前者都優越于後者，無論是在實在性方面還是在美好性方面。苦行式的道德便是這種二元論的自然結果。基督教一部分採用了這種學說，但卻從未全部加以採用。因為有兩個障礙：第一個是，如果柏拉圖是正確的話，創造有形世界就必定是一樁罪惡的事，因此創造主就不能是善良的。第二個是，正統的基督教從來不會讓自己譴責婚姻，雖說它認為獨身要來得更高貴。而摩尼教徒則在這兩點上都要更加一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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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物之間的區別——這在哲學上、科學上和一般人的思想裡已經成為常識了——有着一種宗教上的根源，並且是從靈魂與身體的區別而開始的。我們已經說過，奧爾弗斯教徒就宣稱自己是大地與星天的兒女，從地得到了身體從天得到了靈魂。柏拉圖力圖以哲學的語言來表示的，也正是這種理論。

蘇格拉底在《斐多篇》裡一開始便發揮了他的學說中的苦行主義的涵義，但是他的苦行主義是一種有節制的並帶紳士氣味的苦行主義。他並不說哲學家應該完全禁絶日常的快樂，而只是說哲學家不應該成為它的奴隷。哲學家不應該為飲食操心，但是當然他應該吃必要數量的食品；蘇格拉底並不提倡禁食。並且《斐多篇》也告訴我們，雖然蘇格拉底並不嗜酒，但是他在某些場合裡比任何別人都喝得多，並且從來不醉。他所譴責的並不是飲酒而是嗜酒。同樣地，哲學家也不該縈心于戀愛的快樂，或華貴的衣鞋，或其他的個人裝飾。他必須全心全意關懷着靈魂，而不關懷身體：「他願意儘量地離其身體而轉向靈魂」。

顯然，這種學說通俗化了之後，就會變成為禁慾主義的；但是它的意圖，正確地說來，卻並不是禁慾主義的。哲學家並不要努力摒絶感官的快樂，而是要想唸著別的事物。我就知道有許多哲學家忘記了吃飯，而最後就是在吃飯的時候，他們也還是手不釋卷。這些人就是在做着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應該做的事了：他們並不以一種道德的努力來摒絶大吃大喝，而只是對於別的事物更感興趣而已。顯然，哲學家們也應該以同樣無所縈心的方式去結婚並且生兒育女，但是自從婦女解放以來這一點就變得格外困難起來了。臧蒂普①是一個悍婦，是一點不足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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