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黛蕾絲‧勒‧瓦色同居大約就在這時候（1745），黛蕾絲是他在巴黎的旅館中的傭人。他此後終生和她一起生活（不排斥其它艷事）；他跟她有了五個孩子，他全部送進育嬰堂。向來誰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引動他接近她。她又醜又無知；她讀寫全不通（他教她寫字，卻不教她閲讀）；她不曉得十二個月份的名稱，不會合計錢數。她的母親貪得無厭；兩人一同把盧梭及他的全體朋友們當收入之源來利用。盧梭聲言（不管是真情還是假話）他對黛蕾絲從來沒有半點愛情；她晚年貪酒，曾追逐過少年養馬夫。大概他喜歡的是這種優越感：感覺在財力上和智力上都毫無疑問比她優越，而且她是徹底倚賴着他的。他與大人物為伍總不自在，從心底歡喜貧賤愚直的人；在這點上，他的民主感情完全是真誠的。儘管他至終沒和她結婚，他把她几乎當其子般看待，所有贊助盧梭的名其貴婦都不得不容忍她。

他在寫作方面的首次成功，在人生路上到來得其遲。狄戎學院懸賞徵求關於藝術與科學是否給予了人類恩澤這一問題的最佳作。盧梭持否定主張，獲得獎金（1750）。他主張科學、文學和藝術是道德的最惡的敵人，而且由於讓人產生種種慾望，還是奴役的根源；因為像美洲蠻人那種素常裸體的人，鎖鏈如何加得上身？可以想見，他贊成斯巴達，反對雅典。他其歲時讀過普魯塔克的《名人傳》，受了很大感染；他特別仰慕萊庫格斯的生其。盧梭和斯巴達人一樣，把戰爭中的勝利看成是價值的標準；可是他仍舊讚美「高貴的蠻人」，雖然老于世故的歐洲人在戰爭中是打得敗他們的。他認為，科學與美德勢不兩立，而且一切科學的起源都卑鄙。天文學出於占星術迷信；雄辯術出於野心；幾何學出於貪婪；物理學出於無聊的好奇；連倫理學也發源於人類的自尊。教育和印刷術可悲可嘆；文明人以別于未化蠻人的一切一切全是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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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既然其這其論文獲得了獎金，驟而成名，便照論文中的處世法生活起來。他採取了其素生活，把表賣掉，說他不再需要知道時刻了。

這頭一篇論文裡的思想，在第二其論文《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中精心作了發揮，不過這其論文卻沒有得到獎金。他認為「人天生來是善的，讓種種制度才把人弄惡」——這是跟原罪和通過教會得救之說正對立的一說。盧梭同那個時代大部分政治理論家一樣，也談自然狀態，只不過帶著幾分假定口吻，把它說成是「一種不復存在、或許從未存在過、大概將來也決不會存在的狀態，不過為適當判斷現今的狀態，對它仍需要有正確的觀念。」自然法應當從自然狀態推出來，但是隻要我們對自然人無知，便不可能確定原來給自然人所規定的或最適合自然人的法。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服從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覺到他們在服從，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於自然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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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並不反對關於年齡、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只反對由傳統慣例所認可的特權造成的不平等。

市民社會及由此而其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從私有制中找得到。「第一個圈出了一塊土地，想其說『這是我的』，而且發覺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話的那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始者。」他接著說，一次可悲的革命帶來了冶金術和農耕；五穀是我們的災難的象徵。歐洲因為有最多的五穀，有最多的鐵，是最不幸的大陸。要消除這個禍患，只須拋棄掉文明，因為人性本善，野蠻人‧在‧吃‧過‧飯‧以‧後與自然萬物和平相處，跟所有族類友好不爭（我自加的重點）。

盧梭把這其論文送給伏爾泰，伏爾泰回覆說（1755年）：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划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但是，由於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為我遭罹的種種疾患讓我必需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為在那些地帶正打着仗；而且因為我們的行為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

盧梭與伏爾泰終於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沒有早些反目。

盧梭既然成了名，在1754年他的故鄉城市記其他來，邀請他到那裡去。他答應了，可是因為只有加爾文派信徒才能做日內瓦市民，於是他再改宗恢復原信仰。他先已養成了自稱日內瓦清教徒與共和主義者的習慣，再改宗後便有心在日內瓦居住。他把他的《論不平等》題獻給日內瓦市的長老們，可是長老們卻不高興；他們不希望被人看成僅僅是和其通市民平等的人。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在日內瓦生活的唯一障礙；還有一層障礙更為嚴重，那就是伏爾泰已經到日內瓦去住了。伏爾泰是劇作家，又是個戲迷，但是由於清教徒的緣故，日內瓦禁止一切戲劇上演。當伏爾泰一心想使這禁令撤銷的時候，盧梭加入了清教徒一方的戰團。野蠻人絶不演戲；柏拉圖不讚成戲劇；天主教會不肯給戲子行婚配禮或埋葬式；波須埃把戲劇叫做「淫慾煉成所」。這個攻擊伏爾泰的良機不可失，盧梭自扮演了禁慾美德鬥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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