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3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3，共319。
來自蠻族的軍士積功上升為軍官，把持政權，甚或取得帝位，構成帝國長期戰亂和衰亡的重要因素。
皇帝與元老院的權力之爭削弱了帝國的統治力量。
這一斗爭由來已久，但以此時為烈。好幾個皇帝曾經憑藉武力誅殺元老。塞維魯在位時，將一些來自東方省分的有文化的奴隷塞進元老院，使之成為皇帝特權的擁護者。塞維魯皇室從其統治中形成了新的準則：皇帝不受元老院和法律的限制，以自己獨斷專行的意志支配帝國與臣民。作者指出，這一新準則有助于軍隊勢力的加強，消滅了殘存於羅馬人頭腦中的法律和自由的最後痕跡；並認為塞維魯是導致帝國衰落的罪魁禍首。
作者一再強調羅馬帝國的滅亡實即蠻族與基督教的勝利，因之在這兩個問題上着墨甚多，刪節本也多予保全。
羅馬人將帝國以外的民族統稱為「蠻族」。這些居住在帝國周圍的民族往往構成帝國的邊患。書中最初出現的蠻族是日耳曼人，有專章敘述他們的原始生活，並指出到2世紀後期他們已擁有以鐵為鋒刃的武器，發動過一次各族聯合對帝國的進攻，為羅馬兵團所擊潰。但是到3世紀時，情況有了變化。帝國面貌依舊，但雄風已消，軍紀鬆弛，邊防削弱；而蠻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戰士百萬，並從羅馬學到作戰藝術，因之構成對帝國邊境的威脅。法蘭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時是帝國最危險的敵人。
然而帝國仍有相當的抵禦力量。
特別是奧勒良在位時整飭紀律，軍威復振，威服各族，安定邊境。書中對於他的祝捷活動作了詳細描繪，在獻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達爾、薩馬提、阿勒曼、法蘭克、高盧、敘利亞和埃及等各族戰俘。但這已是強弩之末了。
作者還評論了帝國在邊境安置蠻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蠻族一萬六千人當兵，分成小隊，駐守邊疆，並收容蠻族戰俘和逃亡者在邊境設置新移殖區，撥給土地、牲畜、農具，指望能夠從中獲得兵源以充實邊防。然而事與願違，蠻族人員不習慣務農，不願受約束，往往流竄，成為暴亂之源。而當民族大遷徙的波濤湧起時，內外呼應，西羅馬帝國遂被淹沒。東羅馬帝國的邊患主要來自東方。阿拉伯人的擴張吞食掉其東部領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毀了這個古老帝國。
關於基督教，吉本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由於我始終相信《福音書》的傳播和教會的勝利與羅馬帝國的衰落是密切相聯的，所以我着重於這一變革的原因和影響，把基督教徒自己的着述和辯解同異教徒投向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對照。」為節編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兩章即是按照這一意圖撰寫的。
此時吉本的理性主義世界觀業已形成，對基督教的傳統說教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他在第十五章開頭的地方寫道：「神學家可以……隨心把宗教描繪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純潔。史學家則……必须發現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時，已在一個軟弱和墮落的人類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錯誤和腐化相混雜的污染。」他揭去神學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純潔外衣，冷靜而客觀地對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塵俗現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筆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時是借用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的。
他介紹諾斯替派的教義時說，這個教派「對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寫，把他說成一個易於衝動和犯錯誤的神，愛憎無常，……不能在這樣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徵。」這樣的轉述雖然冠以「不敬」字樣，實際卻在張揚異端，貶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
書中對基督教大肆宣揚的神蹟，例如驅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後而能言，耶穌受難後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儘管這些神蹟有教會文獻可征，並經神學家、主教、教皇等先後作出見證，然而他卻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見證」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藥的懷疑」，這種懷疑之所以「不可救藥」是因為它來源於理性的驗證。從這裡人們清楚地看到吉本的歷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後，引起巨大反響。老友休謨閲後寫信給吉本稱賀，並指出在第十五、十六兩章的處理中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猜忌，可以預料一陣叫囂的到來，也許作者還會在前途遇到一場鬥爭。此書在讀者中贏得讚賞，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議。吉本寫了一篇《我的辯解》，取得了多數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會人士的諒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後來承認，他起初感到驚懼，繼而轉為憤慨，最後則是置之不理。他繼續撰寫下去。
第二、三卷獲得與第一卷同等的聲譽。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對者的抨擊。抨擊主要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聖見證」問題。他後來回憶此事時寫道：「神聖見證的證據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會加以否定，但是偏見造成盲目，權威拒納良言，我們的拉丁文聖經將永遠蒙受這種偽造經文的玷污。」最後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囂。他自思這幾本內容純潔，筆調平和，不解何以會引譬如此強烈的譴責。最後他得出結論：「這部《羅馬帝國衰亡史》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似乎都擊中了要害，也許今後一百年還會繼續遭到責難。」事實果然如此。在19世紀中期，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主教米爾曼在為其所註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作序言時，依然對該書加以批判，用意在於防止讀者閲讀本書後「產生錯誤印象」。批判主要針對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開頭的那段話，認為吉本對於「宗教的神聖起源」這一主要問題，採取了巧妙的迴避或假意承認的手法。
另外還指責吉本對於基督教故意貶抑。這篇序言指出，羅馬帝國的進攻者，無論是軍事還是宗教方面的，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兒，在書中都寫得充實完整，頗有生氣；唯獨對於基督教的勝利卻寫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論文。全書對基督教也不曾隻字褒揚。這些大概就是衛道人士對本書深惡痛絶的地方。
但是，廣大讀者對本書的看法卻是截然相反的。
吉本深有感受，寫道：“公眾是很少看錯的。
”而在學術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剛出版，休謨即在信中告訴吉本：「此間所有的文化人對尊作一致讚美。」後來的歷史學家也對之交相稱讚。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着名歷史學家伯裡在其所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許多細節和若干知識部門中已經落後於時代，這一點只意味着我們的父輩和我們自身不是生活在一個完全無所作為的世界裡。
但是在主要的問題上，他仍然是我們的超越時代的老師。對於那些使他擺脫歷史家的共同命運的明顯特點，諸如伴隨時代前進的大膽而準確的尺度，正確的眼光，周密的佈局，審慎的判斷與適時的懷疑，為自己始終如一的態度做出的堪稱不朽的掩飾等，是無庸細述的。
”這是對吉本準確而公平的評價。
皇帝與元老院的權力之爭削弱了帝國的統治力量。
這一斗爭由來已久，但以此時為烈。好幾個皇帝曾經憑藉武力誅殺元老。塞維魯在位時，將一些來自東方省分的有文化的奴隷塞進元老院，使之成為皇帝特權的擁護者。塞維魯皇室從其統治中形成了新的準則：皇帝不受元老院和法律的限制，以自己獨斷專行的意志支配帝國與臣民。作者指出，這一新準則有助于軍隊勢力的加強，消滅了殘存於羅馬人頭腦中的法律和自由的最後痕跡；並認為塞維魯是導致帝國衰落的罪魁禍首。
作者一再強調羅馬帝國的滅亡實即蠻族與基督教的勝利，因之在這兩個問題上着墨甚多，刪節本也多予保全。
然而帝國仍有相當的抵禦力量。
特別是奧勒良在位時整飭紀律，軍威復振，威服各族，安定邊境。書中對於他的祝捷活動作了詳細描繪，在獻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達爾、薩馬提、阿勒曼、法蘭克、高盧、敘利亞和埃及等各族戰俘。但這已是強弩之末了。
作者還評論了帝國在邊境安置蠻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蠻族一萬六千人當兵，分成小隊，駐守邊疆，並收容蠻族戰俘和逃亡者在邊境設置新移殖區，撥給土地、牲畜、農具，指望能夠從中獲得兵源以充實邊防。然而事與願違，蠻族人員不習慣務農，不願受約束，往往流竄，成為暴亂之源。而當民族大遷徙的波濤湧起時，內外呼應，西羅馬帝國遂被淹沒。東羅馬帝國的邊患主要來自東方。阿拉伯人的擴張吞食掉其東部領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毀了這個古老帝國。
此時吉本的理性主義世界觀業已形成，對基督教的傳統說教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他在第十五章開頭的地方寫道：「神學家可以……隨心把宗教描繪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純潔。史學家則……必须發現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時，已在一個軟弱和墮落的人類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錯誤和腐化相混雜的污染。」他揭去神學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純潔外衣，冷靜而客觀地對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塵俗現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筆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時是借用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的。
他介紹諾斯替派的教義時說，這個教派「對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寫，把他說成一個易於衝動和犯錯誤的神，愛憎無常，……不能在這樣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徵。」這樣的轉述雖然冠以「不敬」字樣，實際卻在張揚異端，貶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
書中對基督教大肆宣揚的神蹟，例如驅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後而能言，耶穌受難後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儘管這些神蹟有教會文獻可征，並經神學家、主教、教皇等先後作出見證，然而他卻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見證」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藥的懷疑」，這種懷疑之所以「不可救藥」是因為它來源於理性的驗證。從這裡人們清楚地看到吉本的歷史批判精神。
第一卷出版後，引起巨大反響。老友休謨閲後寫信給吉本稱賀，並指出在第十五、十六兩章的處理中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猜忌，可以預料一陣叫囂的到來，也許作者還會在前途遇到一場鬥爭。此書在讀者中贏得讚賞，但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議。吉本寫了一篇《我的辯解》，取得了多數理智的世俗人士乃至教會人士的諒解，但仍有些人詈詈不休，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吉本後來承認，他起初感到驚懼，繼而轉為憤慨，最後則是置之不理。他繼續撰寫下去。
第二、三卷獲得與第一卷同等的聲譽。宗教部分依然保持自由精神，也再次遭到反對者的抨擊。抨擊主要來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中心仍然是「神聖見證」問題。他後來回憶此事時寫道：「神聖見證的證據今天在任何法庭上都會加以否定，但是偏見造成盲目，權威拒納良言，我們的拉丁文聖經將永遠蒙受這種偽造經文的玷污。」最後三卷出版依然引起喧囂。他自思這幾本內容純潔，筆調平和，不解何以會引譬如此強烈的譴責。最後他得出結論：「這部《羅馬帝國衰亡史》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似乎都擊中了要害，也許今後一百年還會繼續遭到責難。」事實果然如此。在19世紀中期，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主教米爾曼在為其所註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作序言時，依然對該書加以批判，用意在於防止讀者閲讀本書後「產生錯誤印象」。批判主要針對前文所引吉本在第十五章開頭的那段話，認為吉本對於「宗教的神聖起源」這一主要問題，採取了巧妙的迴避或假意承認的手法。
另外還指責吉本對於基督教故意貶抑。這篇序言指出，羅馬帝國的進攻者，無論是軍事還是宗教方面的，諸如哥特人、匈奴人、阿拉伯人或蒙古人，阿拉里克、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或帖木兒，在書中都寫得充實完整，頗有生氣；唯獨對於基督教的勝利卻寫成一篇冷酷的批判論文。全書對基督教也不曾隻字褒揚。這些大概就是衛道人士對本書深惡痛絶的地方。
但是，廣大讀者對本書的看法卻是截然相反的。
吉本深有感受，寫道：“公眾是很少看錯的。
”而在學術界，更是受到推崇。第一卷剛出版，休謨即在信中告訴吉本：「此間所有的文化人對尊作一致讚美。」後來的歷史學家也對之交相稱讚。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着名歷史學家伯裡在其所注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序言中指出：“吉本在許多細節和若干知識部門中已經落後於時代，這一點只意味着我們的父輩和我們自身不是生活在一個完全無所作為的世界裡。
但是在主要的問題上，他仍然是我們的超越時代的老師。對於那些使他擺脫歷史家的共同命運的明顯特點，諸如伴隨時代前進的大膽而準確的尺度，正確的眼光，周密的佈局，審慎的判斷與適時的懷疑，為自己始終如一的態度做出的堪稱不朽的掩飾等，是無庸細述的。
”這是對吉本準確而公平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