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66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66，共319。
羅馬、巴黎、牛津以及日內瓦的互相敵對的論戰者，全都無不力圖使原始的使徒時代的教會模式完全符合他們各自的政策的標準。少數以誠懇、公正的態度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的人則認為使徒們放棄了立法的職權，寧願忍受某種不公正的指責和分裂，也不願剝奪掉未來時代的基督教徒的自由，不讓他們按自己時代和環境的特點來改變他們的教會管理機構的形式。一種得到他們許可，曾在1世紀被採用的政策模式，現在也還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或科林斯教會的做法中找到。在羅馬帝國的各個城市中建立的宗教團體之間，僅只有共同的信仰和仁愛精神作為彼此聯繫的紐帶。獨立和平等形成它的內部組織的基礎，而紀律和人類知識的缺乏，則不時靠一些先知的幫助來加以補充，不分年齡、性別，或天生的不同才能，所有的人都能被召去擔任這一職務，每當他們感到得到神力的衝動的時候，就可以在由信徒組成的大會上儘量傾吐神靈的意旨。不過這類非同一般的天賦常被這類先知的師長們濫用或誤用。他們常在極不恰當的場合顯露他們的天賦，任意打亂大會做禮拜的程序，並由於他們的傲氣和錯誤的狂熱，特別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會中，製造了一長串可悲的混亂。等到先知的制度已變得無用甚至有害的時候，他們的權力就被剝奪，他們的職位也被撤銷了。
宗教的公務此後便完全交託給了已建立起來的教會管事人，主教和長老；而這兩個稱呼，一開始似乎是用來指明同一職位和同一個人的。
長老這個名稱表示他們年齡較大或者更表明他們穩重和聰慧。主教這個頭銜，表明他們對屬於他們管轄的教區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為人負有監督的責任。按照各教區信徒人數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團長老以平等的權力和共同協商的態度，指導着每一個新形成的教會團體。
但是，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必須有一個上級長官加以領導才行：群眾會商的制度很快就導致主席職位的設立，這樣至少可以授權給一個人，由他來收集會眾的意見和執行大會的決議。對於常被每年一度或臨時的選舉打破的公眾寧靜的關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個極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領導機構，並從他們的長老中選出一位最明智、最聖潔的人，讓他終生執行教會最高長官的職務。
正是在這些情況下，主教這個崇高的頭銜才開始從長老這一平凡的稱號中冒了出來，後者仍是每一個基督教元老會成員的最自然的尊稱，前者則被專用於它的新設立的高貴的主席職位。
這種似乎在1世紀結束之前便已開始採用的主教統治形式的優點是如此明顯，對於基督教未來的宏大和當前的平靜來說是如此重要，因而馬上就毫不遲疑地為早已散在帝國各處的會社改採納，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認，而且直到現在仍被東方和西方最有影響的教會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聖的機構而加以尊重。我們用不着說，最早榮膺主教頭銜的虔誠、謙卑的長老們是並不可能享有，也或者他們拒絶了，現在環繞羅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國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種權勢和排場的。
但我們可以十分簡略地概括說明一下，他們最初的，雖有時也帶有世俗性質，但主要屬於宗教方面的十分狹窄的權力範圍。它包括掌理教會的禮拜活動和紀律、監督數量和名目都無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儀式、任命由主教分別給他們指派職務的各種教堂執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處理一些虔誠的教徒們之間不願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糾紛。
在一個短時期中，這些權力是根據長老團的建議，並經教徒大會的同意和批准後行使的。
原始教會的主教只不過被看作是他們的同輩中的排頭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實的僕人。
無論何時，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體教徒大會從長老中選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個成員都認為自己具有神聖的擔任聖職的資格。
在使徒們死後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會改採用的就是這樣一種溫和、平等的制度。每一個社團本身自成一個獨立的共和體。儘管在一些最遙遠的小邦之間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文書和使臣來往，整個基督教世界卻並沒有任何最高權威或立法會議把大家統一起來。
由於信徒的人數日漸增加，他們發現把他們的利益和計劃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很可能會產生一些好處。到2世紀末期，希臘和亞洲的教會便採取了省宗教會議這個有用的制度，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認為，他們的這種形式是以他們自己國家的盡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臘的城邦代表會議、亞該亞同盟，或愛奧尼亞諸城市代表會為模式建立起來的。
各獨立教會的主教必須在指定的春、秋兩季在各自的省會集會的作法，很快就成為一種慣例和法律。他們對問題的考慮可以得到少數幾位卓越的長老的幫助，也因有旁聽的群眾在場而受到一些限制。他們制定的被稱為教規的法令決定着有關信仰和紀律問題的任何重大爭論；人們很自然地會相信，聖靈的靈感必會大量地向這個基督教人民代表的聯合會傾注。這種宗教會議制度既符合個人野心，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幾年之內，便在整個羅馬帝國各地被普遍採用。在各省的會議之間也建立了經常的信函聯繫，以便彼此就會議進行情況互通信息、溝通意見；不久，正統基督教教會也採取了一個大聯邦共和國的形式並獲得名副其實的力量。
當某些教會的立法權力在不知不覺中為宗教會議所取代的時候，主教們卻通過他們的聯合行動獲得了更多的行政和決斷的權力；而且，在他們一旦意識到他們具有共同利益的時候，他們便可以採用聯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了。
3世紀高級教士在不知不覺中已改勸告的口氣為命令口氣，為未來撒下了篡奪權力的種子，並用聖書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斷的詞藻來彌補他們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足。他們提高了主教職位所代表的教會的團結和權力，對它每個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常說，君主和行政長官可以吹噓自己享有塵世的轉瞬即逝的統治權：而只有主教的權威得自于神，並可以從這個世界延續到死後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攝政者、使徒的繼承人，也是摩西戒律中高級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們專有的除授聖職的特權，同時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選舉的自由：而如果他們在教會管理工作上仍在徵詢長老的意見和人民的意向，他們一定先得反覆思考這樣主動去屈尊求教會有什麼好處。主教們承認他們的同教弟兄的大會握有最高權力；可是在他的特定教區的管理問題上，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樣迫使他的羊群對他絶對服從，彷彿教民真就是這個習慣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時也彷彿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這種服從也並非在一方無需強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況下形成的。
教會組織中的民主部分，在許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內部熱心的或利害相關的反對派的熱烈支持。但是，他們對教會的一片忠心，卻被加上了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惡名，而主教的事業得依靠一些積極主動的高級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發展，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謀略和似乎僅為聖徒和殉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協調起來。
宗教的公務此後便完全交託給了已建立起來的教會管事人，主教和長老；而這兩個稱呼，一開始似乎是用來指明同一職位和同一個人的。
長老這個名稱表示他們年齡較大或者更表明他們穩重和聰慧。主教這個頭銜，表明他們對屬於他們管轄的教區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為人負有監督的責任。按照各教區信徒人數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團長老以平等的權力和共同協商的態度，指導着每一個新形成的教會團體。
但是，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必須有一個上級長官加以領導才行：群眾會商的制度很快就導致主席職位的設立，這樣至少可以授權給一個人，由他來收集會眾的意見和執行大會的決議。對於常被每年一度或臨時的選舉打破的公眾寧靜的關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個極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領導機構，並從他們的長老中選出一位最明智、最聖潔的人，讓他終生執行教會最高長官的職務。
這種似乎在1世紀結束之前便已開始採用的主教統治形式的優點是如此明顯，對於基督教未來的宏大和當前的平靜來說是如此重要，因而馬上就毫不遲疑地為早已散在帝國各處的會社改採納，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認，而且直到現在仍被東方和西方最有影響的教會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聖的機構而加以尊重。我們用不着說，最早榮膺主教頭銜的虔誠、謙卑的長老們是並不可能享有，也或者他們拒絶了，現在環繞羅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國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種權勢和排場的。
但我們可以十分簡略地概括說明一下，他們最初的，雖有時也帶有世俗性質，但主要屬於宗教方面的十分狹窄的權力範圍。它包括掌理教會的禮拜活動和紀律、監督數量和名目都無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儀式、任命由主教分別給他們指派職務的各種教堂執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處理一些虔誠的教徒們之間不願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糾紛。
原始教會的主教只不過被看作是他們的同輩中的排頭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實的僕人。
無論何時，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體教徒大會從長老中選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個成員都認為自己具有神聖的擔任聖職的資格。
在使徒們死後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會改採用的就是這樣一種溫和、平等的制度。每一個社團本身自成一個獨立的共和體。儘管在一些最遙遠的小邦之間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文書和使臣來往，整個基督教世界卻並沒有任何最高權威或立法會議把大家統一起來。
由於信徒的人數日漸增加，他們發現把他們的利益和計劃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很可能會產生一些好處。到2世紀末期，希臘和亞洲的教會便採取了省宗教會議這個有用的制度，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認為，他們的這種形式是以他們自己國家的盡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臘的城邦代表會議、亞該亞同盟，或愛奧尼亞諸城市代表會為模式建立起來的。
各獨立教會的主教必須在指定的春、秋兩季在各自的省會集會的作法，很快就成為一種慣例和法律。他們對問題的考慮可以得到少數幾位卓越的長老的幫助，也因有旁聽的群眾在場而受到一些限制。他們制定的被稱為教規的法令決定着有關信仰和紀律問題的任何重大爭論；人們很自然地會相信，聖靈的靈感必會大量地向這個基督教人民代表的聯合會傾注。這種宗教會議制度既符合個人野心，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幾年之內，便在整個羅馬帝國各地被普遍採用。在各省的會議之間也建立了經常的信函聯繫，以便彼此就會議進行情況互通信息、溝通意見；不久，正統基督教教會也採取了一個大聯邦共和國的形式並獲得名副其實的力量。
當某些教會的立法權力在不知不覺中為宗教會議所取代的時候，主教們卻通過他們的聯合行動獲得了更多的行政和決斷的權力；而且，在他們一旦意識到他們具有共同利益的時候，他們便可以採用聯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了。
3世紀高級教士在不知不覺中已改勸告的口氣為命令口氣，為未來撒下了篡奪權力的種子，並用聖書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斷的詞藻來彌補他們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足。他們提高了主教職位所代表的教會的團結和權力，對它每個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常說，君主和行政長官可以吹噓自己享有塵世的轉瞬即逝的統治權：而只有主教的權威得自于神，並可以從這個世界延續到死後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攝政者、使徒的繼承人，也是摩西戒律中高級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們專有的除授聖職的特權，同時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選舉的自由：而如果他們在教會管理工作上仍在徵詢長老的意見和人民的意向，他們一定先得反覆思考這樣主動去屈尊求教會有什麼好處。主教們承認他們的同教弟兄的大會握有最高權力；可是在他的特定教區的管理問題上，他們每一個人都同樣迫使他的羊群對他絶對服從，彷彿教民真就是這個習慣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時也彷彿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這種服從也並非在一方無需強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況下形成的。
教會組織中的民主部分，在許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內部熱心的或利害相關的反對派的熱烈支持。但是，他們對教會的一片忠心，卻被加上了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惡名，而主教的事業得依靠一些積極主動的高級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發展，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謀略和似乎僅為聖徒和殉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協調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