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81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81，共319。
依納爵在戴着鐐銬穿行于亞細亞各大城市之間時寫下的一些書信所表現的情緒，實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狂熱地祈求羅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鬥獸場的時候，千萬不要出於好心，但實際十分無理地進行干預，奪去他將獲得的殉教者的光榮，並聲稱他已決心要挑逗或激怒那些可能成為他的解脫工具的野獸。也有些故事特別談到了某些殉教者的勇氣，他們真把依納爵說他要做的事付諸實施了，他們故意引得獅子發怒，催促劊子手趕快行刑，或興高采烈地往專為他們預備的烈火中跳去，並且在那劇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現出無比歡欣的神態。
有些故事還講到有的狂熱分子對羅馬皇帝為保護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頒佈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時因為沒有人告發他們，就主動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攪擾異教徒公開的宗教儀式，或成群結隊地湧到羅馬地方官的法庭周圍，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們去治罪。基督教徒的這類做法實在太露骨，不可能會不引起早期哲學家們的注意，但他們的反應似乎只是感到驚訝，而很少欽佩之意。他們無法理解，有時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堅毅精神竟是那樣超出常態，不合常情，究竟是出於何種動機，因而把這種急於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極度絶望，過于愚頑，或狂熱的迷信所造成的離奇結果。「不幸的人們！」總督安托尼努斯對亞細亞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說，「不幸的人們！如果你們真要是對生活如此厭倦了，找一根繩子或一處懸崖不是再容易不過嗎？」對於那些除了自己說，另外無人告發的人，在判刑時他極為謹慎（一位博學而虔誠的歷史學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而對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帝國的法律又沒有做出任何具體規定；因此他只挑選出少數幾個人來定罪，藉以警告他們的教友，對其他大多數的教徒他總是帶著氣憤和鄙夷的情緒全給打發走。但是，不管這種厭惡情緒是真是假，信徒們的這種始終不屈的表現對那些天性易於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卻頗有正面影響。每到那種可悲的時刻，總會有許多人，出於憐憫，由於敬佩，最後皈依了基督教。
悲壯的激情往往從受難者身上傳染給旁觀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說過的，殉教者的鮮血變成了基督教發展的種子。
隨時變換的迫害政策但是，儘管這種獻身精神曾經大大提高，動聽的說教仍在繼續煽動這種狂熱情緒，它卻仍然不知不覺地逐漸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懼、對生的留戀、對痛苦的害怕和對死亡的恐懼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謹慎的教會負責人也慢慢體會到，有必要對徒眾的那種不顧一切後果的狂熱情緒加以限制，也不再輕信那種常會在生死關頭全然喪失理性的堅毅精神。
隨着信徒們的生活日益變得不再那樣刻苦和嚴峻，他們慢慢也便不再熱中于追求殉教者的光榮了；基督的士兵常不肯自願去幹一番英雄業績以求揚名于世，卻往往在他們有責任抵抗的敵人面前狼狽逃竄。不過，他們有三種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其罪行的嚴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種是公認為完全無罪的；第二種性質可疑，或至少屬於有罪範圍；第三種則被視為是具有對基督教信仰直接背叛的罪行。
Ⅰ．每當羅馬地方官遇到有人告發他的管區內某人信基督教時，他總會把有關情況通知被告本人，給他一定的時間，讓他可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務，並準備好為他被控告的條款作出答覆，所有這些情況，顯然會使得後世的宗教法庭的審判官感到無比驚奇。如果被告對自己的堅韌精神把握不大，那在這段寬出的時間裡，他就可以有機會即時逃跑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榮譽，可以躲到一個無人知曉的偏僻地方或外省去，在那裡耐心地等待風頭過去，以便再獲得平靜和安全。這種如此合乎人情的辦法，很快便為最神聖的高級教士們的建議和行動所肯定，而且似乎很少受到人們的非議，只除了由於要一絲不苟，頑固堅持古代教規而淪為異端的蒙特魯派。
Ⅱ．其宗教熱忱遠不及其貪慾強大的行省總督們，往往對出賣證書（一般稱之為「免罪證」）的做法採取放任的態度，它可以證明證書持有者奉公守法，並曾向羅馬神祈奉獻犧牲。憑着這份假證書，那些富裕而膽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讓惡毒的告密者無法開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瀆神的做法只要有一點小小的贖罪行動就可以抵銷了。
Ⅲ．在每一次迫害活動中，總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開否認或實際放棄自己原來的信仰；他們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獻犧牲的做法來證明他們改邪歸正的誠意。有些叛教者剛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虛聲恫嚇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較有耐力的人則常在長時間反覆受刑之後才停止反抗。有些人驚恐的面容流露出他們內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卻若無其事愉快地走向羅馬諸神的祭壇。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險一過去，這些因恐懼而假作的姿態便也宣告結束。一旦嚴酷的迫害有所緩和，教堂的門前就又擠滿了回來悔過的人群，他們對自己對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個個以同樣的熱情請求允准他們重新加入基督教會，但並不一定人人都能獲得成功。
Ⅳ．儘管對基督教徒判決和懲罰的一般原則早有明確規定，但處在這麼一個疆域遼闊、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的統治之下，這一教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最高統治者和他的下屬各級官吏的一時的心情。一時的宗教狂熱有時便會激起異教徒出於迷信而產生的瘋狂情緒，而慎重的思考卻又常會壓下或減輕這種情緒。各種各樣的動機都會驅使行省總督們嚴格執行法律，也可以使他們放寬尺度；而在這些動機之中，最強有力的一項莫過於他們不僅要注意已公佈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個眼色就足以點燃或熄滅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當帝國各地偶然採取一些嚴厲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會鳴冤叫屈，甚而至于誇大自己的苦難；但所謂「十大迫害」這個人人皆知的數字卻是由5世紀的教會作家議定的。
他們對於從尼祿到戴克里先時代教會的興衰禍福應看得更為清晰一些。埃及發生十大瘟役和《聖徑·啟示錄》提到的怪獸十角等先例首先啟發他們也想到十這個數字；而在他們把對預言的信仰應用於歷史事實的時候，他們卻十分小心只選擇了那對基督教事業最為仇恨的朝代。可是，那幾次短暫的迫害活動僅足以復活信徒們的熱忱和強化他們對教規的信念而已；每一次異常嚴厲的時刻倒總會有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時期作為補償。一些君主的漠不關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寬容態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許並不合法，但實際存在的公眾的容忍。
有些故事還講到有的狂熱分子對羅馬皇帝為保護基督教徒的安全而頒佈的一些限制性法令表示不能忍耐。有些基督教徒有時因為沒有人告發他們，就主動坦白自己的信仰，粗暴地去攪擾異教徒公開的宗教儀式，或成群結隊地湧到羅馬地方官的法庭周圍，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們去治罪。基督教徒的這類做法實在太露骨，不可能會不引起早期哲學家們的注意，但他們的反應似乎只是感到驚訝，而很少欽佩之意。他們無法理解，有時候有些基督教徒的堅毅精神竟是那樣超出常態，不合常情，究竟是出於何種動機，因而把這種急於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極度絶望，過于愚頑，或狂熱的迷信所造成的離奇結果。「不幸的人們！」總督安托尼努斯對亞細亞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說，「不幸的人們！如果你們真要是對生活如此厭倦了，找一根繩子或一處懸崖不是再容易不過嗎？」對於那些除了自己說，另外無人告發的人，在判刑時他極為謹慎（一位博學而虔誠的歷史學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而對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帝國的法律又沒有做出任何具體規定；因此他只挑選出少數幾個人來定罪，藉以警告他們的教友，對其他大多數的教徒他總是帶著氣憤和鄙夷的情緒全給打發走。但是，不管這種厭惡情緒是真是假，信徒們的這種始終不屈的表現對那些天性易於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卻頗有正面影響。每到那種可悲的時刻，總會有許多人，出於憐憫，由於敬佩，最後皈依了基督教。
悲壯的激情往往從受難者身上傳染給旁觀者，可是，正像早已有人說過的，殉教者的鮮血變成了基督教發展的種子。
隨時變換的迫害政策但是，儘管這種獻身精神曾經大大提高，動聽的說教仍在繼續煽動這種狂熱情緒，它卻仍然不知不覺地逐漸為正常人性的希望和恐懼、對生的留戀、對痛苦的害怕和對死亡的恐懼的情感所代替。更加謹慎的教會負責人也慢慢體會到，有必要對徒眾的那種不顧一切後果的狂熱情緒加以限制，也不再輕信那種常會在生死關頭全然喪失理性的堅毅精神。
Ⅱ．其宗教熱忱遠不及其貪慾強大的行省總督們，往往對出賣證書（一般稱之為「免罪證」）的做法採取放任的態度，它可以證明證書持有者奉公守法，並曾向羅馬神祈奉獻犧牲。憑着這份假證書，那些富裕而膽小的基督教徒就可以讓惡毒的告密者無法開口，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全地維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這種瀆神的做法只要有一點小小的贖罪行動就可以抵銷了。
Ⅲ．在每一次迫害活動中，總有不少不肖的基督教徒公開否認或實際放棄自己原來的信仰；他們以法定的焚香或奉獻犧牲的做法來證明他們改邪歸正的誠意。有些叛教者剛一受到政府地方官的虛聲恫嚇就屈服了，而另一些較有耐力的人則常在長時間反覆受刑之後才停止反抗。有些人驚恐的面容流露出他們內心的痛苦，而另有些人卻若無其事愉快地走向羅馬諸神的祭壇。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險一過去，這些因恐懼而假作的姿態便也宣告結束。一旦嚴酷的迫害有所緩和，教堂的門前就又擠滿了回來悔過的人群，他們對自己對偶像崇拜的屈服表示十分痛心，一個個以同樣的熱情請求允准他們重新加入基督教會，但並不一定人人都能獲得成功。
Ⅳ．儘管對基督教徒判決和懲罰的一般原則早有明確規定，但處在這麼一個疆域遼闊、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的統治之下，這一教派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最高統治者和他的下屬各級官吏的一時的心情。一時的宗教狂熱有時便會激起異教徒出於迷信而產生的瘋狂情緒，而慎重的思考卻又常會壓下或減輕這種情緒。各種各樣的動機都會驅使行省總督們嚴格執行法律，也可以使他們放寬尺度；而在這些動機之中，最強有力的一項莫過於他們不僅要注意已公佈的敕令，而且更要揣摸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向，他的一個眼色就足以點燃或熄滅掉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當帝國各地偶然採取一些嚴厲措施，早期基督教徒就會鳴冤叫屈，甚而至于誇大自己的苦難；但所謂「十大迫害」這個人人皆知的數字卻是由5世紀的教會作家議定的。
他們對於從尼祿到戴克里先時代教會的興衰禍福應看得更為清晰一些。埃及發生十大瘟役和《聖徑·啟示錄》提到的怪獸十角等先例首先啟發他們也想到十這個數字；而在他們把對預言的信仰應用於歷史事實的時候，他們卻十分小心只選擇了那對基督教事業最為仇恨的朝代。可是，那幾次短暫的迫害活動僅足以復活信徒們的熱忱和強化他們對教規的信念而已；每一次異常嚴厲的時刻倒總會有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時期作為補償。一些君主的漠不關心和另一些君主的寬容態度，使得基督教徒的信仰完全能得到了，也許並不合法，但實際存在的公眾的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