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幾位基督教皇帝的統治時期，聖彼得的寶座則由一種人民選舉制度下的選票、收買和暴力進行爭奪：羅馬的聖殿遭到血的污染；而從3世紀到12世紀，教會不斷受着經常發生的分裂活動的騷擾。在最後的審判權掌握在民政官員手中的時候，這類騷擾還只不過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它的長處已在斷案公正和普遍受人青睞方面受到考驗；不成功的競爭者也不可能長時間干擾他的對手的勝利。但在皇帝的特權被剝奪以後，在認為基督的代言人決不應受任何世俗法庭的約束的原則建立起來以後，每一個主教的聖職出缺的時候，都可能使整個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場爭吵和戰爭。紅衣主教和下級教士、貴族和人民的呼聲是很含糊和涉及訴訟性質的：自由選擇已被一個，或者已沒有最高領導，或者有也無人服從的城市的動亂所壓制。在一位教皇逝世的時候，分裂的兩派在不同的教堂進行雙重選舉：選票的數量和份量、時間的先後，以及候選人的才能，可能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教士團中最受尊敬的人也分成兩派；而對教皇十分恭順的相隔遙遠的皇帝更不能從一些虛假的偶像中辯認出合法的偶像來。
皇帝經常是分裂的製造者，主要出於使某位友好的教皇反對懷有敵意的教皇的政治動機；而競爭的雙方都將不得不忍受他們的毫不為良心所動的敵人的侮辱，不得不從他的為貪婪或野心所驅使的追隨者手裡賄買選票。直至亞歷山大三世最終廢除了在教士和人民中舉行的混亂的選舉，把選舉權全部歸於紅衣主教團時，一種和平的永遠不變的繼承辦法才建立起來。
通過這一重要的特權，主教、教士和副主祭這三個教級彼此同化了，羅馬教區的教士團高居第一位：他們是被一視同仁從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挑選出來的；而他們所擁有的最富有的管區，最重要的主教地位，絶非與他們的頭銜和職位不相稱的。
作為最高教皇的副手和使節的天主教會的元老們，都身着象徵殉教者或皇權的紫袍；他們驕傲地自認為與國王平起平坐；而他的尊榮又因他們的人數極少而顯得更為突出。直至利奧十世統治時期，他們的數目一直很少超過20或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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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明智的安排消除了一切懷疑和醜聞，並且是那樣徹底地破除了分裂的根源，以至于在600年的時間裡，雙重選舉僅有一次使這一神聖團體的團結出現分裂。但由於通過的票數必須在三分之二以上，這一選舉常常因紅衣主教們的私利和情緒而一再拖延；而在他們延長他們各自的獨立統治的時候，整個基督教世界便處於無首領狀態。
在格雷戈裡十世登位之前，就曾出現過近3年的教皇空缺時間，他決心制止此種無理狀況再次出現；他的訓令在經過一些阻力之後，被正式收入神聖的法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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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皇死去後可以有9天安排葬禮和等待遠處紅衣主教到達的時間；到第10天，他們每人帶著一個僕人便全被關進一間沒有任何隔斷牆壁或布幔的大屋子或秘密會議室之中；但是門由兩邊都鎖着，並有該城的行政官員們把守，不容他們和外在世界有任何聯繫。如果3天之內還沒有完成這一選舉。那他們的豐盛的午餐和晚餐桌上便會只有一碟菜了；而8天之後則更減少為僅靠麵包、水和酒維持生活了。
在教皇位置空缺期間，紅衣主教均不得動用教會的經費，並且除非遇到特殊緊急的情況，也不得擅自行使教會的管理權：選舉人之間的任何協議或許諾都被正式宣佈為無效，而他們的忠誠則由他們的莊嚴宣誓和天主教的祈禱加以保證。有些不便執行或過份苛刻的條款都逐漸變得緩和一些了，但是禁閉的原則卻始終一成不變地嚴格堅持：他們還被敦促，考慮到自身的健康和自由，儘快加速這分娩的時間；而使用選票或秘密投平等辦法的改進更把這秘密會議上的鬥爭用一種善良和禮貌的柔軟面紗給掩蓋起來了。
在這一制度下，羅馬人被排除在選舉他們的君主和主教的活動之外了；而處于狂野和不可靠的自由的狂熱之中的羅馬人，似乎對失去這一無法估價的權利毫無所感。
巴伐利亞的皇帝劉易斯恢復了偉大的奧托的辦法。
在經過與行政官員進行協商之後，羅馬人民全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的廣場上：阿維尼翁教皇約翰二十二世被廢除了：對他的繼承人的選定是通過他們的同意和歡呼批准的。
他們自由投普通過一條新法令，教皇1年之中外出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離開羅馬的距離也不得超過2天的路程；以及，如果三次召喚後他仍不返回，那他便將被降職或免職。但是劉易斯忘記了自己的虛弱和那個時代的偏見；在日耳曼軍隊駐區以外的某個地方，他這個無用的、有名無實的權勢人物被拋棄了；羅馬人看不起自己的創造；這位非正式選出的教皇向他的合法君主祈求寬恕；而紅衣主教的絶對權威也因這種不合時機的攻擊而更加牢固地豎立起來。
教皇們向阿維尼翁的遷移如果選舉始終在梵蒂岡進行，元老和人民的權利也便不會遭到肆意踐踏了。
但在那些不曾把將他們的一般居住地安置在羅馬城和教區視為神聖原則的格雷戈裡七世繼承人不在的時候，羅馬人自己忘記，同時也被遺忘了。
對那一教區的管理的重要性並不如管理統一的教會重要；教皇如生活在一個他們的權威永遠遭人反對、他們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城市之中，決不會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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