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興亡史 P 311
羅馬帝國興亡史
作者：吉本
第311，共319。
烏爾班五世在梵蒂岡度過了平安和充滿榮譽的3年時光；他的神聖地位受到一支兩干騎兵的衛隊的保護；塞普路斯的國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東部和西部的皇帝，都來到聖彼得的寶座前，向他們的共同的父親虔誠地禮拜。但是，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歡樂很快就變成了悲痛和憤怒。出於某種于公或于私考慮的原因，由於他自己的急躁或紅衣主教們的請求，烏爾班又被召回到了法蘭西；那時間已臨近的選舉才得以從羅馬人的專斷的愛國主義中被解救出來。
上天的神靈對他們的事業感興趣：瑞典的布里奇特，一位聖徒和朝聖者，不讚成讓烏爾班五世回來，並預言他將死去；格雷戈裡十一世的遷移得到了基督的配偶，佛羅倫薩的女大使錫耶納的聖凱瑟琳的鼓勵；而那些教皇們自己，那使人類輕信的大師們，似乎聽從了這些幻想中的婦女的話。然而，這些上天所表現的意向卻也受到世俗政策的某些原則的支持。阿維尼翁的教皇駐地受到了敵對勢力的暴力侵犯；一支3萬人的土匪隊伍的為首的英雄，向基督的代理人和神聖的教士團索要贖金和免去一切罪過；那法蘭西勇士們的饒過貧民只劫教堂的口號，更是帶有最危險的含義的一種邪說。在教皇被逐出阿維尼翁的時候他受到羅馬的堅決邀請。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作是他們的合法的君主，並把城門、橋樑和要塞的鑰匙都放到他的腳下；把第伯河彼岸至少四分之一的土地的鑰匙全交給他。他們的這一忠心的奉獻還附帶有一條申明，他們不能再容忍他長期不在招來的是非和災禍了；還有，他的固執最終必會促使他們重新恢復並肯定那原始的選舉權利。有人曾與卡西諾山的大寺院住持商議，問他是否願意接受教士團和人民授予他的三重冕：「我是羅馬的公民，」這位可敬的教士說，“我的國家的呼聲是我的最高法令。
”如果迷信可以解釋一個人的暴死；如果一個主意的好壞可以從它的結果來判斷，那麼，上天對這麼一個如此顯然有理和正當的步驟似乎頗為反感。
格雷戈裡十一世在返回梵蒂岡以後不到14個月就去世了；而隨着他的死接踵而來的是那終於困擾拉丁教會40多年的西部的大分裂。當時的主教團由22名紅衣主教組成：其中6人原留在阿維尼翁；11位法蘭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正常方式參與了秘密會議。他們的選擇並不僅限于皇家人員；他們一致贊成選舉以熱情、博學着稱的那不勒斯臣民，大主教巴裡；他終於以烏爾班六世的名號登上了聖彼得寶座。主教團的文書肯定了對他的選舉自由而合乎常規，同以往一樣受到了聖靈的啟示；他受到按傳統儀式的拜謁、加封和加冕；羅馬和阿維尼翁都臣服於他的世俗權威，整個拉丁世界都承認他在宗教方面的最高權力。
在幾個星期中，紅衣主教們奔走在他們的這位新主人左右，都滿口表示對他無限忠誠，決無二心，直到夏季的酷熱使他們可以正大光明地離城逃走的時候。
他們剛一到達阿納尼和芬迪這個安全的地方，馬上就撕下面具，為自己的弄虛作假和偽善自責。宣佈將這位羅馬的背叛者和叛教者逐出教會，併進而重新選舉了日內瓦的羅伯特，克力門七世，並向各族人民宣稱，他才是耶穌的真正的、合法的代表。他們的第一次非自願的、不合法的選舉因害怕死亡和羅馬人的威脅作廢了；而他們的不滿有明確的可能性與事實為據，不無道理。超過法定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法蘭西紅衣主教操縱着選舉；而無論他們對地方省份有何戒備，我們決不能假定，他們會願意犧牲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讓它落入一個永不會將它們歸還本國的外國候選人手中。
在各色各樣，常常說法不一的記載中，群眾暴亂的情況常被過分渲染或過于輕描淡寫：但是反叛的羅馬人的目無法紀的思想，完全是對早期特權的意識和擔心有再度遷移的危險所引起的。
3000名反叛者的吼叫聲震撼着秘密會議，他們更手持武器包圍了秘密會議廳；朱庇特神廟和聖彼得教堂響起了報警的鐘聲；「選一位意大利教皇，或者死！」成了一致的呼聲；各個城區的12名小騎手或頭領也以好心建議的方式發出了類似的威脅；已經做好燒死頑固的紅衣主教的準備；而如果他們選擇的是阿爾卑斯山另一側的臣民，那麼很有可能他們休想能活着離開梵蒂岡。同樣的限制使他們有必要弄虛作假，遮掩羅馬人和世人的眼目；烏爾班的驕橫和殘暴構成了一種更難以逃避的危險；他們很快就發現了這位暴君的人品，他可以在聽到6位紅衣主教在附近一個房間中受刑呻吟的同時，在花園裡閒走着，背誦他的祈禱文。他對他們的奢侈和罪惡大聲斥責的不衰的熱情，似乎要把他們和他們在羅馬教區的地位和職責聯繫在一起；而如果他不曾致命地延誤了一次新的提升的時間，那法蘭西紅衣主教便將會在主教團中成為完全無所作為的少數派了。
由於這些原因，並出於急於想重新跨越阿爾卑斯山，他們竟冒失地破壞了教會的和平與團結；而他們那種雙重選擇的好處至今仍在天主教學校中大肆宣揚。主宰着法蘭西教廷和教士團的倒是這個民族的虛榮心，而並非完全是它的利益。薩伏伊、西西里、塞普路斯、阿拉貢、卡斯蒂利亞、那瓦爾和蘇格蘭等城邦，在他們的榜樣和權威作用的影響下，全都傾向于聽命于克力門七世，並在他死後聽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羅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蘭、低地國家和北部王國等主要城邦都仍擁護先選出的烏爾班六世，他死後他的位置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諾森七世和格雷戈裡十二世繼承。
上天的神靈對他們的事業感興趣：瑞典的布里奇特，一位聖徒和朝聖者，不讚成讓烏爾班五世回來，並預言他將死去；格雷戈裡十一世的遷移得到了基督的配偶，佛羅倫薩的女大使錫耶納的聖凱瑟琳的鼓勵；而那些教皇們自己，那使人類輕信的大師們，似乎聽從了這些幻想中的婦女的話。然而，這些上天所表現的意向卻也受到世俗政策的某些原則的支持。阿維尼翁的教皇駐地受到了敵對勢力的暴力侵犯；一支3萬人的土匪隊伍的為首的英雄，向基督的代理人和神聖的教士團索要贖金和免去一切罪過；那法蘭西勇士們的饒過貧民只劫教堂的口號，更是帶有最危險的含義的一種邪說。在教皇被逐出阿維尼翁的時候他受到羅馬的堅決邀請。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作是他們的合法的君主，並把城門、橋樑和要塞的鑰匙都放到他的腳下；把第伯河彼岸至少四分之一的土地的鑰匙全交給他。他們的這一忠心的奉獻還附帶有一條申明，他們不能再容忍他長期不在招來的是非和災禍了；還有，他的固執最終必會促使他們重新恢復並肯定那原始的選舉權利。有人曾與卡西諾山的大寺院住持商議，問他是否願意接受教士團和人民授予他的三重冕：「我是羅馬的公民，」這位可敬的教士說，“我的國家的呼聲是我的最高法令。
”如果迷信可以解釋一個人的暴死；如果一個主意的好壞可以從它的結果來判斷，那麼，上天對這麼一個如此顯然有理和正當的步驟似乎頗為反感。
格雷戈裡十一世在返回梵蒂岡以後不到14個月就去世了；而隨着他的死接踵而來的是那終於困擾拉丁教會40多年的西部的大分裂。當時的主教團由22名紅衣主教組成：其中6人原留在阿維尼翁；11位法蘭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正常方式參與了秘密會議。他們的選擇並不僅限于皇家人員；他們一致贊成選舉以熱情、博學着稱的那不勒斯臣民，大主教巴裡；他終於以烏爾班六世的名號登上了聖彼得寶座。主教團的文書肯定了對他的選舉自由而合乎常規，同以往一樣受到了聖靈的啟示；他受到按傳統儀式的拜謁、加封和加冕；羅馬和阿維尼翁都臣服於他的世俗權威，整個拉丁世界都承認他在宗教方面的最高權力。
他們剛一到達阿納尼和芬迪這個安全的地方，馬上就撕下面具，為自己的弄虛作假和偽善自責。宣佈將這位羅馬的背叛者和叛教者逐出教會，併進而重新選舉了日內瓦的羅伯特，克力門七世，並向各族人民宣稱，他才是耶穌的真正的、合法的代表。他們的第一次非自願的、不合法的選舉因害怕死亡和羅馬人的威脅作廢了；而他們的不滿有明確的可能性與事實為據，不無道理。超過法定人數三分之二以上的法蘭西紅衣主教操縱着選舉；而無論他們對地方省份有何戒備，我們決不能假定，他們會願意犧牲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讓它落入一個永不會將它們歸還本國的外國候選人手中。
在各色各樣，常常說法不一的記載中，群眾暴亂的情況常被過分渲染或過于輕描淡寫：但是反叛的羅馬人的目無法紀的思想，完全是對早期特權的意識和擔心有再度遷移的危險所引起的。
3000名反叛者的吼叫聲震撼着秘密會議，他們更手持武器包圍了秘密會議廳；朱庇特神廟和聖彼得教堂響起了報警的鐘聲；「選一位意大利教皇，或者死！」成了一致的呼聲；各個城區的12名小騎手或頭領也以好心建議的方式發出了類似的威脅；已經做好燒死頑固的紅衣主教的準備；而如果他們選擇的是阿爾卑斯山另一側的臣民，那麼很有可能他們休想能活着離開梵蒂岡。同樣的限制使他們有必要弄虛作假，遮掩羅馬人和世人的眼目；烏爾班的驕橫和殘暴構成了一種更難以逃避的危險；他們很快就發現了這位暴君的人品，他可以在聽到6位紅衣主教在附近一個房間中受刑呻吟的同時，在花園裡閒走着，背誦他的祈禱文。他對他們的奢侈和罪惡大聲斥責的不衰的熱情，似乎要把他們和他們在羅馬教區的地位和職責聯繫在一起；而如果他不曾致命地延誤了一次新的提升的時間，那法蘭西紅衣主教便將會在主教團中成為完全無所作為的少數派了。
由於這些原因，並出於急於想重新跨越阿爾卑斯山，他們竟冒失地破壞了教會的和平與團結；而他們那種雙重選擇的好處至今仍在天主教學校中大肆宣揚。主宰着法蘭西教廷和教士團的倒是這個民族的虛榮心，而並非完全是它的利益。薩伏伊、西西里、塞普路斯、阿拉貢、卡斯蒂利亞、那瓦爾和蘇格蘭等城邦，在他們的榜樣和權威作用的影響下，全都傾向于聽命于克力門七世，並在他死後聽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羅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蘭、低地國家和北部王國等主要城邦都仍擁護先選出的烏爾班六世，他死後他的位置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諾森七世和格雷戈裡十二世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