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一個支流「陽湖派」，以陽湖人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惲敬(1757-1817，字子居)的古文理論與「桐城派」基本相同。只在寫作實踐上有一些差異。他的文章較有氣勢，不像「桐城派」那樣拘謹枯淡。語言取法于六經史漢，旁及諸子雜書，因而也較有詞采。在手法上，「散行中時時間以八字駢語」也是「陽湖派」的一個特點。

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少為辭賦，後來寫古文，取法于劉大櫆的弟子王明甫。他為文學韓愈、歐陽修。但他更有名的是在詞的創作上。他反對浙西詞派，開創了常州詞派。主張意內言外，比興含蓄，「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主觀上是要提高詞在詩史上的地位，使詞與風、騷同科。實際是進一步把詞引向恍惚迷離、無病呻吟的道路。後繼者有周濟(1781-1839，字保緒)。他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認為「詩用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這就是要求詞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詞應充分發揮其社會作用，不應僅僅成為個人「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的無聊玩藝。他有《宋四家詞選》，特別推尊辛棄疾，以為「進之以稼軒，感慨時事，繫懷君國，而後體尊」，具體地說明了他的現實主義觀點。周濟卒於鴉片戰爭前夕，他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已非常明朗尖鋭，他的詞論比張惠言前進了一大步，反映了現實的要求，是當時進步的文藝思潮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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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汪中及其他駢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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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古文運動，打擊了駢文的氾濫，開拓了散文的廣闊領域，恢復了散文的傳統地位。但要知道，駢、散文並沒有絶對嚴格的界線，駢文所以受到非難，根本在於它「飾其詞而遺其意」的形式主義傾向，並不是這種形式本身絶對不可以應用。所以駢文雖一再受打擊，被排斥于文苑之外，它依然成為官僚文士一種應用文形式。唐宋以來，駢文並未絶跡。明末「復社」作家提倡並寫作駢文。清初亦有不少作家寫駢文，著名的如陳維崧等。到了清中葉，出現了更多的駢文作家，呈現「中興」的氣象，成為與「桐城派」古文尖鋭對立的一個文派。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蘇江都人，是這時一個特出的學者和駢文家。他「少苦孤露，長苦奔走，晚苦疾疚」，一生「未嘗有生人之樂」，境遇是很慘的。他早年「私淑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于世用」；後來又「為考古文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上引文均見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終於能從一個書店的學徒，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他的許多學術論著，合學術與文章為一，別具一格。特別是對先秦諸子的研究，有獨創性，實開近代諸子研究的風氣。他的思想有顯明的進步傾向，「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見人邀福祀禱者，輒罵不休」(江藩《漢學師承記》)。他「生平多諧謔，凌轢時輩，人以故短之」(阮元《淮海英靈集小傳》)。實際他「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與庸俗的官僚士流社會存在着尖鋭的矛盾，因此他被目為狂人，一生坎坷不遇。

汪中早年即以詞賦知名，曾有《麋畯文鈔》一冊行世。又「嘗選《哀江南》以下數十篇為《傷心集》」。他的駢文打破向來形式主義作風，「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悲憤抑鬱，沉博絶麗。著名的《哀鹽船文》，描寫揚州江面鹽船失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的經過及慘狀，當時主講揚州安定書院的杭世駿認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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