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完全是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數的單位，是絶對的統一體，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關係。公民只不過是一個分數的單位，是依賴于分母的，它的價值在於他同總體，即同社會的關係。好的社會制度是這樣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夠最好地使人改變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夠剝奪他的絶對的存在，而給他以相對的存在，並且把「我」轉移到共同體中去，以便使各個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體的一部分。羅馬的一個公民，既不是凱尤斯，也同樣，共和國之間的戰爭也是比君主國之間的戰爭更加殘酷的。但是，儘管君王之間的戰爭比較緩和，然而可怕的卻是他們的和平：與其做他們的臣民，倒不如做他們的敵人。不是魯修斯，他就是一個羅馬人，他愛他那所獨有的國家。由於變成了他的主人的財產，雷居魯斯〔1〕便自稱為迦太基人。作為外國人，他拒絶接受羅馬元老院的席位；這要一個迦太基人給他下命令，他才能接受。他對別人想輓救他的生命，感到憤慨。他勝利了，於是就昂然回去，受酷刑而死。這在我看來，對我們現在所瞭解的人來說，是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的。

斯巴達人佩達勒特，提出他自己要參加三百人會議，他遭到拒絶；然而，鑒於斯巴達有三百個勝過他的人，他也就高高興興地回去了。我認為，這種表現是真誠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是真誠的：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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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斯巴達婦女的五個兒子都在軍隊裡，她等待着戰事的消息。一個奴隷來了，她顫慄地問他：「你的五個兒子都戰死了。」「賤奴，誰問你這個？」「我們已經勝利了！」於是，這位母親便跑到廟中去感謝神靈。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凡是想在社會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麼需要的。如果經常是處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經常在他的傾向和應盡的本分之間徘徊猶豫，則他既不能成為一個人，也不能成為一個公民，他對自己和別人都將一無好處。我們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國人、英國人和中產階級的人，就是這樣的人；他將成為一無可取的人。

要有所成就，要成為獨立自恃、始終如一的人，就必須言行一致，就必須堅持他應該採取的主張，毅然決然地堅持這個主張，並且一貫地實行這個主張。我等待着人們給我展現這樣的奇蹟，以便知道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公民，或者，他要同時成為這兩種人，又是怎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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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個必然是互相對立的目的中，產生了兩種矛盾的教育制度：一種是公眾的和共同的，另一種是特殊的和家庭的。

如果你想知道公眾的教育是怎麼一回事，就請你讀一下柏拉圖的《理想國》，這本著作，並不象那些僅憑書名判斷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講政治的書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論文，象這樣的教育論文，還從來沒有人寫過咧。

當人們談到空想的國家的時候，他們就提出柏拉圖的制度；然而，要是萊喀古士只把他那套制度寫在紙上而不付諸實施的話，我可能還以為它更空想得多。柏拉圖只不過是要人純潔他的心靈，而萊喀古士卻改變了人的天性。

公共的機關已不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為在沒有國家的地方，是不會有公民的。「國家」和「公民」這兩個辭應該從現代的語言中取消。其理由我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不願意談它，因為它同我闡述的問題沒有什麼關係。

那些可笑的機構，人們稱之為學院，然而我是不把它們當成一種公共的教育制度來加以研究的。我也不把世人的教育看作這種制度，因為這種教育想追求兩個相反的目的，結果卻兩個目的都達不到。它只能訓練出一些陰險的人來，這些人成天裝着事事為別人，卻處處為的是他們自己。不過，這種表現既然是大家都有，所以也就騙不了任何人。這不過是枉費心機罷了。

我們本身不斷感受到的矛盾，就是從這些矛盾中產生的。由於被自然和人引到了相反的道路，由於在這些不同的推動力之間不得不形成分歧，所以，我們就從中採取一個混合的辦法，然而這個辦法使我們既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也不能達到那個目標。我們在整個的一生中就是這樣地鬥爭和猶豫，以致還不能達到我們的意願，還不能對我們和別人有所貢獻，就結束了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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