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裡連三個月的生活費都沒有，而我卻把這種懶散而孤獨的生活過得那麼安閒、那麼愉快、那麼滿懷信心，這正是我生活的特點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極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卻也正是這種極端需要使我喪失了拋頭露面的勇氣，越是需要登門拜訪，我就越覺得這種登門拜訪無聊，以致連那些院士們，連我已經掛上鈎的那些文壇人士，我都不願去看了。只有馬裡佛、馬布利神父、封得奈爾我有時還繼續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劇《納爾西斯》拿給馬裡佛看了。他很賞識，並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羅比他們都年輕，差不多和我同歲。他愛好音樂，也懂得音樂理論。我們常在一起談談音樂，他也對我談了他的一些寫作計劃。這樣，在我們兩人之間不久就建立了更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維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失不幸被拖進他那一行業的話，這種關係是會維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討麵包之前所剩下的這點短暫而寶貴的間歇時間裡，我利用它幹了些什麼，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來背誦大段的詩作，這些作品我讀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時左右，我就到盧森堡公園去散步，衣袋裏帶著一本維吉爾或盧梭的集子。我在那裡一直獃到午餐的時侯，有時背一首宗教頌歌，有時背一首田園詩，雖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總是不灰心。我還記得，尼西亞斯在敘拉古慘敗之後，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誦荷馬史詩謀生。我要從這種好學的榜樣當中得出一點教益，那就是發揮我的良好的記憶力，把所有詩人的作品都熟記在心，以備將來窮途潦倒無以為生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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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一個同樣可靠、有效的辦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劇院的日子，下午總是經常到莫日咖啡館去對局。我認識了雷加爾先生，還有一位於松先生，還有菲裡多爾。當時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見識了，而我的棋藝卻並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點我毫不懷疑：我總有一天會超過他們所有的人，我認為，這也就夠做我的生財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總是抱著同樣的邏輯。我心裡想：「誰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誰就準能走運；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會走運，機會自然會到來，而機會一來，我憑着本領就能一帆風順。」這種幼稚的想法不是出於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論，而是出於我的懶惰。要想奮發，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這使我害怕，因此我極力美化自己的懶惰，想出一套合適的論據來掩蓋可恥的懶惰。

就這樣，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盡；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爾神父使我從昏睡狀態中擺脫出來，我是會花盡最後一文錢卻依然無動于衷的。我有時上咖啡館，就順便去看看這位卡斯太爾神父。他有點瘋瘋癲癲，但老底子卻是好人：他看我這樣無所事事，虛度年華，很不以為然。他對我說：「既然音樂家們和學者們不跟你同調合拍，你就改弦更張，去看看女太太們吧。也許在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經在伯藏瓦爾夫人面前提起過你，你就憑我的介紹去看看她。她為人很好，一定很高興看到她丈夫和兒子的同鄉的。你在她家裡將見到她的女兒布洛勒伊夫人，她是個才女。我還在另一個女人面前談到過你，她就是杜賓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帶給她看看，她很想見見你，會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麼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來：女人彷彿是些曲綫，而聰明人就是這些曲綫的漸近綫；他們不斷地接近她們，卻永遠不觸及到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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