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後，勛爵派人給我送來了布弗萊夫人的一封信，據我推測，這封信至少是通過達朗貝轉來的，因為他認識元帥勛爵。這是這位夫人自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痛切地責備我不該給蒙莫朗先生寫那封信，尤其不該去領聖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誰發這頓脾氣，特別因為，自從我那次到日內瓦旅行以來，我一直就公開宣佈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眾目睽睽之下到過荷蘭教堂，誰也沒覺得我這事做得不對。布弗萊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問題上指導我的信仰，我覺得未免太可笑了。不過，我並不懷疑她的用心是好到無以復加的——雖然我一點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對這種離奇的譴責絶不生氣，心平氣和地復了她的信，給她說明我的理由。

這時，辱罵我的印刷品方興未艾，它們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責怪權力機關對我太溫和了。主謀者繼續在幕後指揮的這種吠影吠聲的大合唱，很有點陰森可怕的樣子。我呢，讓他們說去，絲毫不為所動。有人跟我說，索爾朋神學院發出過一個譴責書。我根本不信。這件事，索爾朋有什麼可插手的呢？它想宣佈我不是天主教徒嗎？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它想證明我不是好的喀爾文派教徒嗎？這又與它有何相干？操這種心真是太離奇了，簡直是要頂替我們的牧師了。看到那個檔案之前，我以為是別人假索爾朋的名義把它傳播出去，以便譏笑索爾朋的，讀了那個檔案之後，我更相信是這樣。最後，當我不能再懷疑那個檔案的真實性的時候，我千想萬想都只想到這一點：應該把整個索爾朋的人都送到瘋人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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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公佈的檔案使我更加痛心，因為它來自我所始終敬仰的一個人；這個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堅定，卻惋惜他的行動盲目。我說的是巴黎總主教反對我的那份訓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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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義不容辭，必須予以答覆。我可以答覆得不失身份，這和我當年答覆波蘭國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的。我從來不喜歡伏爾泰式的粗暴的爭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嚴的條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確信攻擊我的人能不辱沒我的打擊時，才肯自衛。我毫不懷疑那篇訓諭是耶穌會教士的手筆，雖然他們當時自己已經成了落水狗，但我在這份訓諭裡還看得出他們打落水狗的那個老信條。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條行事：一面尊重名義上的作者，一面給作品以致命的打擊。我就是這樣幹的，並且相信幹得相當成功。

我覺得住在莫蒂埃很愜意，要想終老于此，只缺一個可靠的生活來源。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於我原來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個新家，一切傢具，賣的賣，丟的丟，再加上我離開蒙莫朗西以來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費，我原來的計劃全給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筆小資金一天天在減少，再有兩三年就會把剩下的那點錢消耗淨盡，而除了再去寫書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積起這樣一筆小資金，而寫書是個不祥的職業，我又早已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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