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勃夫，這位高雅之士，今天人們已不再有此教養，對這類錯誤以及「正派人不說而且也根本不知的某些下流的髒話」是用盧梭當過僕人因而學來了這些字眼來解釋的。對「一個有過許多閲歷的人來說，當他說出那些醜惡和卑鄙的事時是不會感到噁心的」。現在我們改變了所有這一切，談吐的下流已不復為某種身分的人所專有。盧梭激起十九世紀這位批評家反感的大膽，今日看來，似尚嫌不足。

盧梭和他的倣傚者居然把任何男人都知道、任何女人想必也知道的事都坦率地說出來，這是不是該引以為憾呢？對在主要之事上保持沉默的這一坦率加以稱頌，而對如實地描繪人的真實情況的坦率感到憤怒，這是虛偽的。性慾方面的直言不諱產生了一種誘惑力，使讀者通過聯想也有了性慾，這種誘惑力還加強了他和讀者間的一種友好感情。在另一個人，而且在一個偉人身上去發現他有情慾，有時還是些已經養成的或至少他曾很想去嘗試的反常的性行為，這就使讀者對他產生信任，他壓抑在心底的東西全都發泄出來了。這就是勝利，但同時也是危害。使整整一個時代瀰漫著淫蕩的氣氛，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厚顏無恥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愛里奧加巴爾時代的羅馬使人懷念卡圖時代的羅馬。過分的貞潔可以引起痛苦的壓抑，過度的放縱導致無休止的邪念。所以盧梭的情況，多少是有點固性而引起的精神失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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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失常情況，就象大多數精神病一樣，几乎整個都是想象的產物，因為他整個一生只和少數幾個女人發生過性的關係，如華倫夫人、拉爾納熱夫人、帕多瓦姑娘、克魯卜飛爾介紹給他的「小女孩」、戴萊絲·勒·瓦瑟，我相信這些就是所有的相好了。不過搞女人最多的人並不是那些談情說愛最多的人。盧梭過多地談情說愛，這就激怒了他的朋友，因為他向他們宣揚了他所信奉而從不付諸實施的道德說教。為了瞭解整個上流社會和兩個教派對盧梭的嚴重敵對情緒，必須回憶一下一七五年時使他突然成為紅人的哲學。他，一個聰明的公民，一個與道德為伍的朋友，一個對不純潔的享樂的蔑視者，一個文明的敵人，征服了巴黎。接着，這個戲劇的反對者卻為宮廷寫了一部歌劇。這個驕傲的共和主義者，儘管自己反對這樣做，卻仍接受了蓬巴杜爾夫人賜予的五十個路易。這個夫婦之愛的宣傳捍衛者，卻誘姦了一個很年輕的姑娘並與之同居，過着不道德的生活。這位發表最著名的教育論文的作者卻把自己的五個孩子全送進了育嬰堂，或者至少還為此而誇耀。他就這樣給自己的敵人提供了致命的武器。

他有敵人，《懺悔錄》的整個第二部是盧梭針對敵人的誣衊竭力在為自己辯解。《懺悔錄》開頭的六章一直寫到一七四一年，是在英國武通寫成的，成功地描繪了他當學徒的那些年月。後來的六章是相隔兩年之後，從一七六七年到一七七年在多菲內及特利陸續寫成的。故事講到一七六六年就停止了，那一年盧梭同時受到法國、日內瓦和伯爾尼方面的迫害，於是他決定到英國去避難。《懺悔錄》的第二部敘述他開始在巴黎的活動，和戴萊絲·勒·瓦瑟的同居，文學生涯的開始，和烏德托夫人的充滿愛情的友誼以及這一熱情所引起的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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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第二部裡，大家還可以讀到一些優美的片斷。當盧梭應埃皮奈夫人的邀請到退隱廬時所感到的歡樂，他又重新回到了那歡迎他、愛他的大自然的懷抱裡，重新看到青翠的顏色、花朵、樹木和湖泊；在這幸福的使人心醉神迷的環境的影響下產生了朱麗；他對這位窈窕姑娘——他的精神的產兒——的熱愛；他和烏德托夫人的散步，最初幾次相會時的傳奇性色彩，在小樹林裡的夜間會晤；所有這一切都非常迷人，出現了如同他在沙爾麥特時那樣美的畫面。

但是慢慢地在這些篇章裡出現了怨恨的情緒。在夏日的芳香裡滲進了一種窺探的氣息。盧梭自以為受到一個神秘的陰謀集團的迫害：

黑暗的樊籬從此開始了，八年來，我就一直禁錮在這個牢籠裡，不論我用什麼辦法都沒能刺透它那駭人的黑影……

這是不是一種受害後的病態心理？無病呻吟？評論家們長期以來一直作如此想，因為盧梭的敵手，他們都是些文人和有權勢的人，都享有身後聲譽。我們要是讀了亨利·吉爾敏的《一個人，兩個影子》的話，也就不會懷疑盧梭是有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他們為了種種不同的理由，齊心協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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