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最好的證據就是政府以增加財政開支、持續零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作為調控對策，可是經濟一點都不見增長。換句話說，當前經濟的低迷，不是不景氣，而是長期衰退；通常被認為是經濟惡化元凶的「通貨緊縮」，其實只不過是伴隨經濟無國界化、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價格正常化」的產物，而非真正的通貨緊縮。
2005年日本經濟之所以好轉，分析其原因之後，人們就會明白大半都與和中國相關的特需產業有關，而企業營收的增長更是不折不扣的裁員效果。
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其本質其實是收入階層已經在經濟長期衰退中兩極分化，社會由原來的中產階級社會轉變為「M型社會」了。也就是說，在人口分布上，中低收入層及高收入層變成了兩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收入減少，我們所知道的「中產階級社會」（生活水平屬於中等程度的國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了日本總人口的八成。
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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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高速發展，向著構建中產階級社會之路邁進。在日本，一個人進入公司時起薪雖然不高，但是公司會定期給予升職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時就可以處於中上階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種形態的職場生命周期對日本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常識」。當然，企業的市場戰略也全都以中產階級為目標，配合大家的職場生命周期而展開。但是當這種「合情合理的常識」崩潰之後，許多人開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許會在中低階層終了一生」。所以經濟複蘇但國民生活質量並未提高，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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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意識上的變化，不但沖擊到企業的市場戰略、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一個國家應有的理想狀態也影響深遠。
《M型社會》前言：中低階層的沖擊(2)
例如，中低階層的增多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從零售業的盛衰便可一目了然。為了應對結構變化，企業被迫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戰略。個人也是如此，處在年收入持續減少的時代里，如果無法完全舍棄關於中產階級的「常識」（無法拋開對中產階級的執著認知），生活將會格外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出最大變革的就是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國家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弄錯了應對策略。政府只認識舊形態的經濟，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出當成了提升經濟的對策。結果，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財政融資資金等加起來，政府發行了超過1000萬億日元的公債。
老齡化也讓社會負擔激增，使日本變成了「高負擔社會」。這是2005~2006年的情形。
此外，在少子老齡化的趨勢之下，200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及死亡人數雙雙下滑，讓日本成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真正的人口銳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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