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該如何籌措年金、醫療保險費用等不斷增加的社會保險費用，以照顧、撫養高齡者。二○○四年日本的生產年齡人口（十五歲～六十四歲）是八千五百萬人，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是二千五百萬人，換算之後，等於三點四個生產年齡人口，支撐一位高齡者。到了二○二五年，因少子化的關系，生產年齡人口會減少至七千二百萬人；另一方面高齡人口則會則加一千萬人，總數達三千五百萬人。換句話說，平均每兩個工作人口就必須撫養一位老人（圖表１―19）
此一結果將讓二○○四年八十六兆日圓的社會保險給付費用，到了二○二五年即膨脹到兩倍，金額是一百五十三兆日圓。預估社會保險給付負擔也會從二○○四年度的七十八兆日圓倍增至一百五十五兆日圓。所以我們必須先有心理准備，今後負擔增加的時代至少會持續二十年（圖表１―20）。
高齡社會的煩惱
在前一章，我提到企業必須研究能夠因應社會結構變化的市場營銷戰略。但是需要變革的不是只有企業，每一個個人也都需要有足以因應社會結構變化的生活方式。在這一章，我就針對個人意識改革的必要性，提出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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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消費者的購買意識、消費行動已經改變了，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人還是沒有注意到社會結構上的變化，面對收入減少、負擔增加，生活者必須立刻改革自己的意識，重建自己的人生戰略。
經濟長期衰退、所得階層兩極化，導致國民收入減少、中下階層區塊擴增，這是大時代的潮流。就是這種變化，讓我們的意識產生了某種「動搖」。
同時呼應「長期衰退」的步調是，邁入一九九○年代之後，在日常生活中「會覺得煩惱、不安」的人驟增。根據日本一九九一年的輿論調查，「不會感到煩惱、不安」的人超過百分之五十，這個數字比有感覺的人略高一點點。但是現在會覺得煩惱、不安的人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人的兩倍（圖表３―１）。據我所知，沒有一位政治家或政府官員正視這個問題。
煩惱、不安的內容，以「晚年生活規劃」的問題占大多數，其次是「自己的健康」、「家人健康」（圖表３―２）。事實上，日本的年金金額比誇稱高福祉國家的瑞典還高，而且日本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但是還是有那麼多人為自己的晚年生活煩惱和不安。
日本人為了晚年，做了年金、儲蓄、保險三重投資。他們把所收到年金的三成轉為儲蓄，結果過世的時候，存款數字達到最高峰，真的是非常諷刺。而且為了這三重投資，日本老人的生活變得非常貧乏。反之，以瑞典為例，國家會動用年金照顧老年人，所以絕大多數的人幾乎是不存錢的，也沒有必要為了以防萬一而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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